“這次抓了蔣介石不同於十月革命逮住了克倫斯基，不同於滑鐵盧擒獲了拿破侖。前者是革命勝利的結果，後者是拿破侖軍事失敗的悲劇。現在呢，雖然捉了蔣介石，可並沒有消滅他的實力，在全國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動下，加上英美也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所以迫蔣抗日是可能的。我們要愛國，就要從國家民族的利益考慮，不計較個人的私仇。”
這話終於擊中了軍官們思想這個“的”，解開了他們心中的“結”。
可見，雖然人們的心情像一隻野兔，活蹦亂跳，很難逮住，但隻要善於透過言語表象與非語言舉動，由表及裏地進行探求，洞察聽眾的需要、目的、心情，就能把握目的，一擊中的。
例如19世紀，維也納上層社會的婦女中，時興一種筒高、簷寬的帽子，而且在帽簷上裝飾著五顏六色的羽翎。女士們一進入劇場，觀眾就隻能看到她們戴的帽子，而看不見戲台，劇場經理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隻好一再請求女士們脫下帽子，可誰也不予理睬。這時，經理靈機一動，根據女士們愛美、愛年輕的心理狀況和誌趣特點說：“年紀老一點的女士可以照顧不脫帽。”話一出口，女士們竟紛紛脫下了帽子。因為她們麵臨著“美女”與“老婦”的選擇，維也納的上層婦女，當然誰也不願意做老婦，她們戴那種筒高、簷寬的帽子，不也是為了追求美嗎？
洞察、預測對方的心理，隻是為最佳說話形式的選擇作準備，而絕不是為了將他人的情感秘密一一暴露，因此言語交際的策略應當是察而不擾。可見掌握了人們內心變化規律，並對症下藥，就能切中要害，一擊中的，產生良好的講話效果。
端正自己身份
任何人在當眾講話時，都是以自己物主身份表達思想，傳遞信息。要想使彼此交流達到理想的效果，除了要有對象意識外，還要有自我身份意識，就是說話要得體，言語形式的選擇要符合自己的身份，“說自己該說的話”。如以下級的身份向上級彙報思想工作，當持敬重的態度，注意措辭的嚴肅性和應有的禮節性。與同輩親友交談，則以親切、自然為宜，不宜過於“一本正經”，否則便有疏遠之感。說話不得體，不注意身份，聽的人總感到不是滋味，甚至引起反感，這肯定達不到交流的目的，甚至事與願違。
當眾發言要符合自我角色身份，首先就要作到稱謂、口氣適合。例如：一位因改革而在全國頗有影響的企業家，在一次代表本廠與另一廠家廠長洽談業務時，姍姍來遲。且一見麵就一本正經地說：“我忙得不得了，隻能用很少的一點時間接見你。”此話一出，舉座皆驚。對方廠長更不是滋味，一筆幾十萬元的生意，便一語告吹。廠家洽談生意，雙方的地位是均等的。姍姍來遲便是不禮貌，而“我實在忙得不得了”、“接見”等語氣的潛信息則是：傲慢和盛氣淩人。
其次，當眾發言時要注意自己的多重身份，針對不同環境，選擇相應的表達方式，使表達與自身思想情感表達相符合。
常言說，“言為心聲”，魯迅先生也說：“從噴泉裏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裏出來的都是血。”一個人用什麼身份說話，很容易反映他的思想境界，處世的方式和待人接物的態度。如何把握好交談雙方特定的關係而作語言的修飾調整，以更好地傳情達意，這正是提高說話水平要研究的課題。
再次，話雖是說給聽眾聽的，但話說得好不好，能否為聽眾所接受，還要看發言人是否恰到好處地表達了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一個人的思想性格是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形成的，而一個人的心情則是和他的思想、處境分不開的。這種不同處境下的不同心境，同樣會在人們的表達中自然流露，顯示出說話者的本色身份。
所以，當眾發言時要選擇與處境、心情相協調的說話形式，例如某高校一位姓嚴的古漢語教師，學識淵博，治學嚴謹，教學時嚴格訓練，嚴格要求。一日，當他走進課堂，見黑板上赫然寫著“嚴可畏”三字。該老師不慍不怒，隻見他停下來，對學生朗聲說道：“真正可畏的是你們！”學生們一時不知所措。嚴老師接著說：“不是嗎？後生可畏嘛！為了讓你們這些後生真的可畏，超過我們這些老朽，我這嚴老師怎可名不副實呀！”（掌聲笑聲）由“嚴可畏”三字嚴老師準確地捕捉到學生們因嚴格訓練、嚴格要求而生發的“積怨”與“不滿”，先是冷靜地予以寬容，進而曲解“可畏”二字，並且一語雙關，含蓄幽默地表達出必須“嚴”的道理，以及要繼續“嚴”下去的決心，既寬容有度，又嚴格適中，其說話形式的選擇與處境、心情表達之得體，令人擊節讚歎，真個是“言為心聲，語如其人”。
利用社會背景
當眾講話是一種社會現象，它存在於社會之中，服務於社會活動。人們在一定的社會文化中使用語言；社會文化曆史等因素又滲透在語言之中，製約著語言的運用。社會文化背景情境，指社會場合，包括時間、地點、場合、氣氛、事件背景、人事關係等。文化環境，指一個民族在自己的曆史發展中形成的獨特的風格與傳統。講話時要善於運用這種社會大環境，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