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扣聽眾身份
當眾講話麵對的聽眾身份複雜，這就要求講話者有強烈的對象意識，以便區別對待。說話如果“無的放矢，不看對象”，效果是肯定好不了的。春秋時的鄧析說：“夫言之術，與智者言，依於博；與辯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豪；與貧者言，依於利；與勇者言，依於敢；與愚者言，依於說。”鄧析的話，歸結到一點，就是要針對不同的對象和對象的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對策，要話因人異，區別對待。日本社會心理學家古煙和孝說得十分中肯：“即或是最有效的發送者傳播最有效的信息內容，如果不考慮接受者方麵的態度及其條件，也不能指望獲得最大效果。”
孔子的兩個學生子路和冉有向孔子提出同樣的問題，卻得到孔子截然不同的回答。據《論語》載：一次，子路問孔子：“學了禮樂，就可以行動起來嗎？”孔子說：“有父兄在，怎麼就行動起來呢？應當先聽聽父兄的意見才好。”接著冉有問同樣的問題時，孔子卻說：“好啊，學了禮樂，就應該馬上行動起來嘛！”孔子的另一位學生公西華對此疑惑不解，就此向孔子請教。孔子說：“冉有這個人平常前怕狼後怕虎的，要鼓勵他勇往直前。而子路好勇過人，有點魯莽，應當讓他冷靜點。”孔子能做到因材施教，話因人異，不愧為傑出的教育家、口才家。說話“無的放矢”，不看對象，效果肯定好不了。可見說話者應該針對不同對象和對象的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策略，以及不同的言語表達。
話因人異、區別對待，首先要區別聽話人的文化知識水平。例如：一個人口普查員問一位鄉村老太太：“有配偶嗎？”老人笑了半天，然後反問：“什麼配偶？”普查員隻得換一種說法：“是老伴唄。”老太太笑了，說：“你說老伴不就得了，俺們哪懂你們文化人說的什麼配偶呢？”
那麼在我們當眾講話時，由於通常麵對的是廣大聽眾，人員構成複雜，知識水平參差不齊，這就要求我們更要考慮這一點，顧及聽眾中大多數人的最低文化水平，盡量用簡樸的語言說明一個複雜的道理，例如一位科學家為了排除群眾中比較普遍存在的恐懼心理作了如下說明：“核電站在建立的過程中，已采取了一係列嚴密的防範措施，因此對周圍環境的放射性影響微乎其微，核電站附近居民每年所受的放射劑量隻有0.3毫雷姆，而每天吸10支煙就有50到100毫雷姆；看一次彩色電視有1毫雷姆，即使核電站發展史上最嚴重的美國三裏島核電站事故，電站周圍的居民受到的放射劑量也隻有1.5毫雷姆，還不如戴一年夜光表所受到的劑量大。煤電站除排放有毒氣體和煙灰外，也有放射汙染。據對包括核能、煤炭、石油、水力、風力、太陽能等在內的11種能源的危險性做的係統比較，核能是除天然氣以外最安全的一種能源……”
在這個說明中，核科學家將晦澀的核專業知識與大眾耳熟能詳的日常知識相比較，根據聽眾的知識水平調整發言技巧，使缺乏基本科學知識的人，也會對核電站的安全深信不疑。話因人異，區別對待，其次是要區別聽話人的思想狀況和情感需要。
韓非子在《說難》中指出：“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心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韓非子在這裏明確指出，諫說的難處，關鍵在於要使自己的話語切中對方的心理。對方求名，你若用利去打動他，他認為你節操不高而看不起你，自然不聽你的；對方逐利，你若用名去打動他，他就認為你不務實際，也不會接受你的意見。有些人陰一套陽一套，表麵上裝的與內心想的不一致，你按他表麵上裝的去勸他，他表麵敷衍你，實際不用你的；你按他內心想的去勸他，他就暗地裏采納你的意見，但表麵上卻疏遠你。韓非子談的，關鍵是要求人們講話時要探求聽眾基本的心理狀態和內心渴求，以便切中要害，區別對待。
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後，張學良、楊虎城手下的軍官情緒衝動，紛紛要求把蔣介石殺掉。周恩來到達西安後，麵對這一群憤怒異常、言詞激烈的軍官，根據他們的思想感情狀況，他劈頭反問一句：“殺他還不容易，一句話就行了！”這話尖銳潑辣，立即引起了對方的深入思考，使憤激的人們在思考中趨於平靜。但是他們思想上一時還理不清頭緒，需要點撥。接著周恩來又循循善誘地引導：“殺了他以後又怎麼辦呢？局勢會怎樣呢？日本人會怎樣呢？國家和民族的前途會怎樣呢？各位想過嗎？”接連的5個問題，都是這些軍官們應該思考而又沒有思考的問題，因而造成了步步緊逼的勢態，把他們的思考引向了深處。然後，周恩來又透骨敏銳、入情入理地剖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