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這一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采取團結態度的，但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
毛澤東的信，以雷霆萬鈞之力，給了周揚等人一記猛掌。
毛澤東的信中，有一句涉及江青：
“問題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將此文在《人民日報》上轉載，以期引起爭論，展開批評，又被某些人以種種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黨報不是自己辯論的場所’）給予反對，不能實現；”不言而喻，這“有人”指的就是江青。
至於毛澤東所說的“某些人”，指的就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林默涵和《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
毛澤東這封信，江青有著強大的“後台”。
毛澤東的信中還有一句話：“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
毛澤東沒有說明“被人稱為”這“人”是誰？
如前所述，毛澤東有關《清宮秘史》是“賣國主義”影片的“信息”，來自江青。
在二十三年之後——一九六七年三月，在江青的策劃下，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才揭穿了這一謎底——這“人”是劉少奇。盡管劉少奇否認對電影《清宮秘史》說過什麼話，但是《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用黑體字標明毛澤東在一九五四年寫下的這段話，成為批判劉少奇的“有力武器”。
在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中這麼寫及江青：
“當時，擔任文化部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委員的江青同誌，堅持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幾次在會議上提出要堅決批判《清宮秘史》。但是，陸定一、周揚、胡××（引者注：此處‘半點名’，指胡喬木）等卻大唱對台戲……”
雖然人們直至二十三年之後，這才體會到毛澤東信中的那句話的巨大“威力”以及江青的不可小覷，不過在當時，人們還是太看輕了江青！
在毛澤東寫了那封信的第三天——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就召開會議，貫徹毛澤東的指示。
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發表袁水拍的《質問〈文藝報〉編者》一文，嚴厲批評《文藝報》。
袁水拍的文章，在發表前曾送毛澤東審閱並修改。
袁水拍在文章中尖銳批判《文藝報》：
“這種老爺態度在《文藝報》編輯部並不是第一次。在不久以前，全國廣大讀者群眾熱烈歡迎一個新作家李準寫的一篇小說《不能走那一條路》及其改編而成的戲劇，給各地展開的國家總路線的宣傳起了積極作用。可是《文藝報》卻對這個作品立即加以基本上否定的批評，並反對推薦這篇小說的報刊對這個新作家的支持，引起文藝界和群眾的不滿。《文藝報》雖則後來登出了糾正自己錯誤的文章，並承認應該‘對於正在陸續出現的新作者，尤其是比較長期地在群眾的實際生活中，相當熟悉群眾生活並能提出生活中的新問題的新作者……給予應有的熱烈的歡迎和支持’，而且把這件事當作‘一個很好的教訓’，可是說這些話以後沒有多久，《文藝報》對於‘能提出新問題’的‘新作者’李希凡、藍翎，又一次地表示了決不是‘熱烈的歡迎和支持’的態度。”
毛澤東在袁水拍的這段話之後，親筆加上了這麼一段：
“文藝報在這裏跟資產階級唯心論和資產階級名人有密切聯係，跟馬克思主義的新生力量卻疏遠得很，這難道不是顯然的嗎？”
緊接著，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協主席團召開八次擴大的，聯席會議，貫徹毛澤東指示。
於是，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運動。
麵對強大的壓力，馮雪峰不得不寫下《檢討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公開發表於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