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的嚴重不僅在於我平日對於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資產階級唯心論觀點在泛濫的現象熟視無睹，問題的嚴重更在於當李希凡、藍翎兩同誌向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資產階級唯心論開火的時候，我仍然沒有認識到這開火的意義重大，因而貶低了李、藍兩同誌的文章的重要性，同時，也就貶低了他們文章中的生氣勃勃的戰鬥性和尖銳性，貶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種新生力量。這錯誤的最深刻的原因在哪裏呢？檢查起來，在我的作風和思想的根柢上確實是有與資產階級思想的深刻聯係的。我感染有資產階級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風，缺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鬥精神，平日安於無鬥爭狀態，也就甘於在思想戰線上與資產階級唯心論“和平共處”。特別嚴重的是，我長期地脫離群眾，失去對於新鮮事物的新鮮感覺，而對於文藝戰線上的新生力量，確實是重視不夠；並且存有輕視的傾向的。
由俞平伯又牽扯了胡適，全國又開展對胡適思想的批判。
毛澤東的信，表示對於“小人物”的挑戰精神的支持，表示對於學術權威的見解可以開展討論，這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他對“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學術意見作出了“裁決”，這顯然不妥，特別是那時形成了一邊倒。對俞平伯全盤否定，並扣上政治性的大帽子，實際上是一種“左”的傾向。
一九五四年這場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最初的發難者便是江青。對電影《清宮秘史》和《武訓傳》的批判，最初的發難者也是江青。江青跟周揚等人的三番較量，她克敵製勝的“王牌”，便是借助於毛澤東的權威。這三番較量，是她參與中國政治的嚐試。她都得勝歸朝！
毛澤東的信中，回溯了對電影《清宮秘史》和《武訓傳》的批判，這使周揚意識到：江青不可小視！
一九九二年四月四日，《光明日報》發表韋柰的回憶文章《我的外祖父俞平伯》，文中透露了俞平伯所蒙受的心理創傷：
一九五四年突發的事件來勢凶猛，令俞平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直到“文革”後期，報端披露毛澤東給政治局的那封信，他才明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韋柰和外祖父共同生活幾十年，卻從未聽到他們對這件事的任何議論，他的日記中也不見隻言片語的有關記載。那一切，似乎已沉入他的心底，不見有一絲漣漪。沉默的本身也是一種表白，至“文革”後期，俞平伯更絕口不談“紅樓”，以至連他的家人也不敢去碰這個話題。但到臨終前重病的半年裏，他對《紅樓夢》的係念卻再也無法令他做到淡漠，他幾乎要遍了家中所有版本的《紅樓夢》，一部部翻看，他用幾乎不能動彈的手寫下了這樣幾個難以辨認的字：“胡適、俞平伯是腰斬紅樓夢的，有罪。程偉元、高鶚是保全紅樓夢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難於辭達”。
直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一九八六年一月，借慶賀俞平伯從事學術活動六十五周年紀念之際，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出麵，作了一番講話，對一九五四年的那場批判，重新作了評價。
胡繩首先對俞平伯的成就，作了全麵評價：
“俞平伯先生是一位有學術貢獻的愛國者。他早年積極參加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白話新體詩最早的作者之一，也是有獨特風格的散文家。他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包括對小說、戲曲、詩詞的研究，都有許多有價值、為學術界重視的成果。”
胡繩著重地重新評價了一九五四年那場對於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所謂批判：
“早在二十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已開始對《紅樓夢》進行研究。他在這個領域裏的研究具有開拓性的意義。對於他研究的方法和觀點，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見或批評本是正常的事情。但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因《紅樓夢》研究而對他進行政治性的圍攻，是不正確的，這種做法不符合黨對學術藝術所采取的雙百方針。《紅樓夢》有多大程度的傳記性成分，怎樣估價高鶚續寫的後四十回，怎樣對《紅樓夢》作藝術評價，這些都是學術領域內的問題。這類問題隻能由學術界自由討論。我國憲法對這種自由是嚴格保護的。我們黨堅持四項原則，按照四項原則中的人民民主專政原則，黨對這類屬於人民民主範圍內的學術問題不需要，也不應該作出任何‘裁決’。一九五四年的那種做法既在精神上傷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於學術和藝術的發展。”
胡繩的講話，意味著洗去了俞平伯所蒙受的曆史冤屈。
一九八六年二月六日，《光明日報》發表了對俞平伯的專訪《佳氣神州一望中》，這是三十多年以來俞平伯第一次公開談《紅樓夢》……
§§第十一章 又入雲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