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團在山東堂邑、臨清、館陶等縣作了二十多天的調查。當地知道調查團的來意，也聽說李進的特殊身份，也就順著調查者的需要，提供種種材料。
調查團返京後，由袁水拍、鍾惦棐、李進三人執筆，寫出了《武訓曆史調查記》一文，最後經毛澤東修改，於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在《人民日報》連載，然後出版了小冊子。
毛澤東在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一日致函胡喬木，提及江青：喬木同誌：
此件請打清樣十份，連原稿交江青。排樣時，請囑印廠同誌校正清楚。其中有幾個表，特別注意校正勿誤。
毛澤東
七月十一日
毛澤東所說的“此件”，就是《武訓曆史調查記》。
毛澤東囑把清樣連同原稿交江青，最清楚不過地說明主持這一調查的是江青。
《武訓曆史調查記》共分五個部分：
一、和武訓同時的當地農民革命領袖宋景詩；
二、武訓的為人；
三、武訓學校的性質；
四、武訓的高利貸剝削；
五、武訓的土地剝削。
毛澤東對每一部分都作了仔細修改。
《武訓曆史調查記》說，“武訓是一個以流氓起家，遵從反動封建統治者的意誌，以‘興學’為進身之階，叛離其本階級，爬上統治階級地位的封建剝削者。”
《武訓曆史調查記》完全否定了武訓其人，也就從根本上否定了電影《武訓傳》。批判電影《武訓傳》，對電影界造成了嚴重的後果。據夏衍回憶說：
“一九五○年、一九五一年全國年產故事片二十五、六部，一九五二年驟減到兩部！”
夏衍還說，當時電影廠流行一句話：“拍片找麻煩，不拍保平安！”
平心而論，電影《武訓傳》在那樣大動蕩的歲月中艱難地拍攝，就影片本身來說，確實顯得粗糙，也存在許多明顯的缺陷。然而，孫瑜、趙丹都是左翼電影工作者，用意是好的。倘若考慮到影片的曆史原因，不應該那樣粗暴地對影片大加韃伐。這種批判，實際上是“左”的思潮的初露頭角，後來日漸發展，直至“文革”惡性膨脹。
一九八五年，當“陶行知研究會”和“陶行知基金會”成立之際，胡喬木作了一番講話。講話中由陶行知談及對於《武訓傳》的批判。胡喬木這番話，反映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中央對當年批判《武訓傳》所持的否定態度：一九五一年，曾經發生過一個開始並不涉及而後來涉及陶先生的、關於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這個批判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我們現在不在這裏討論對武訓本人及《武訓傳》電影的全麵評價，這需要由曆史學家、教育學家和電影藝術家在不抱任何成見的自由討論中去解決。但我可以負責任地說，當時這些批判，是非常片麵的，非常極端的，也可以說是非常粗暴的。因此，盡管這個批判有它特定的曆史原因，但是由於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們不但不能說它是完全正確的，甚至也不能說它是基本正確的。這個批判最初涉及的是影片的編導和演員，如孫瑜同誌，趙丹同誌等；他們都是長期在黨的影響下工作的進步藝術家，對他們的批判應該說是完全錯誤的。他們拍這部電影是在黨和進步文化界支持下決定和進行的。如果這個決定不妥，責任也不在他們兩位和其他參加者的身上。這部影片的內容不能說沒有缺點或錯誤，但後來加在這部影片上的罪名，卻過分誇大了，達到簡直不能令人置信的程度。從批判這部電影開始，後來發展到批判一切對武訓這個人物表示過程度不同的肯定的人，以及包括連環畫在內的各種作品，這就使原來的錯誤大大擴大了。這種錯誤的批判方法，以後還繼續了很長時間，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得到糾正。
江青對於批判電影《武訓傳》頗為得意，“鎖在煙霧中”的“奇峰”，終於“偶爾露崢嶸”。她借助於毛澤東權威，一下子使周揚、夏衍這班當年她的上司紛紛檢討，使那個給唐納寫詩的陶行知長眠地下也不得安寧，使趙丹也嚐到她的厲害。她參加“武訓曆史調查團”，實際上成為這個調查團的領導。她開始探頭探腦，越出“約法三章”的禁規，嚐試著幹預政治了。
筆者在采訪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曾任上海科學院副院長、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所長的汪猷教授時，他談及有趣的一幕：
汪猷之妻李秀明，是李淑一的胞妹。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是毛澤東的好友。毛澤東來滬時，接見上海知識界人士，汪猷在座。那天，趙丹亦在應邀之列。當趙丹進來時，毛澤東一眼就認出他來，說道：“你不就是演《武訓傳》的趙丹嗎？”不料，毛澤東此言，使趙丹頓時滿臉通紅——因為電影《武訓傳》正在挨批！毛澤東迅即發現趙丹的尷尬之狀，哈哈大笑起來，四座皆笑。趙丹亦笑，在笑聲中趙丹解脫了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