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的形勢，已經與一九五○年不同。一九五一年，文藝界已經從建國之初的忙亂中走過來，開始抓批判工作：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日，《文藝報》載文批判了三部作品，即《憤怒的火箭》、《驢大夫》、《不拿槍的敵人》。
二月十日，《文藝報》刊載陳企霞的文章，批判碧野的長篇小說《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
四月，報刊對電影《榮譽屬於誰》開展批判。
於是，對於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也就提到了日程上：
四月二十五日，《文藝報》發表賈霽對電影《武訓傳》的批評文章《不足為訓的武訓》，打響了批判《武訓傳》的第一炮。
五月十日，《文藝報》發表楊耳的《試談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無積極作用》，把批判之火引伸到陶行知頭上。同日《文藝報》還發表鄧友梅的《關於武訓的一些材料》。
《人民日報》在五月十五日、十六日轉載了《文藝報》上批判《武訓傳》的文章，並加了編者按，號召大家對這部影片進行深入討論。這意味著中共中央機關報注視著電影《武訓傳》。
四天之後——五月二十日，異乎尋常的情況發生了，《人民日報》在第一版醒目推出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人民日報》為批判一部電影而發表社論，這是頭一遭。
社論的措辭嚴厲，行文如高屋建瓴，看得出非出自等閑之輩筆下。事隔二十六年之後，當《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在一九七七年出版時，人們見到這篇社論收入其中，方知文章出自菊香書屋。
社論指出，電影《武訓傳》“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汙蔑農民革命鬥爭，汙蔑中國曆史”。在批判了《武訓傳》之後，筆鋒一轉，社論說了一番全局性的話，對文化界的領導們進行了尖銳的批評：
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許多作者看來，曆史的發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舊事物，而是以種種努力去保持舊事物使它得免於死亡；不是以階級鬥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的封建統治者，而是像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鬥爭，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曆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曆史事件，具體的曆史人物（如像武訓），具體的反曆史的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他關於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社論扭轉乾坤，成為全國解放後文學界第一次大規模的批判運動。
社論中還開列了長長的名單，點名批評了四十三篇讚揚武訓和《武訓傳》的文章及其四十八位作者。這為開展“大批判”樹立了箭靶。
原本為《武訓傳》叫過好的《大眾電影》編輯部、戴白韜、梅朵等，紛紛登報公開檢討。就連郭沫若也牽涉進去了，因為他曾為《武訓畫傳》題簽並作序。他在《人民日報》發表了《聯係著武訓批判的自我檢查》。
電影《武訓傳》編導孫瑜、主演趙丹，當然成了“重點人物”，連連檢討。
昆侖影業公司通電各地，停映《武訓傳》。
中央文化部、教育部，中共上海市委，紛紛發出通知，號召批判《武訓傳》。
周揚也隻得順應潮流，八月八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反人民、反曆史的思想和反現實主義的藝術——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
八月二十六日，夏衍也在《人民日報》發表檢討文章《從〈武訓傳〉的批判，檢查我在上海文學藝術界的工作》。
在批判高潮之中，江青做了一樁頗為得意的事：她向毛澤東提出，要去山東調查武訓的曆史。她說，她是山東人，能講一口山東話，回老家活動方便，以“李進”的名字出現，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毛澤東同意了。
江青的行動計劃被周揚得知，周揚派出他的秘書鍾惦棐，協助江青工作。
《人民日報》得知這一情況，也決定派人參加。
這麼一來，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便由《人民日報》社和中央文化部組織了一個“武訓曆史調查團”，到山東武訓家鄉進行實地調查。調查團總共十三人，江青以“李進”之名，參與其中。
這十三人是：袁水拍（《人民日報》社），鍾惦棐、李進（中央文化部），馮毅之（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宣傳部）、宇光、楊近仁（中共平原省委宣傳部），司洛路（中共聊城地委宣傳部），段俊卿、趙安邦（中共堂邑縣委），趙國璧（中共臨清鎮委宣傳部），韓波（中共臨清縣委宣傳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