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謠言荒誕離奇，在社會上流傳甚廣，加油添醋，越傳越神。甚至有人說，彭加木胸部長的不是腫瘤，那是一台暗藏在身體內的袖珍發報機！
這個謠言傳到了“專案”人員的耳朵裏，他們信以為真，商量之後，決定用這樣的辦法試一試：把“梅花黨”的傳說稍微講一點給彭加木聽聽，看看他的臉色如何。
試驗開始了：
“專案”人員把“梅花黨”的故事從頭說起：“解放初，在上海的西郊公園，正當梅花盛開的時候，來了幾個神秘的人物，來這裏悄悄聚會……”
誰知彭加木聽了，不僅沒有一點驚訝的神色，反而直搖頭，說道：“這個故事一開頭就錯了。剛解放的時候，上海哪裏有西郊公園？你去西郊公園問問，他們是哪一年建立的？這簡直是胡謅！”
彭加木的回答，弄得“專案”人員啞口無言。
然而，在背地裏，“專案”人員又一次仔仔細細檢查了一下從彭加木家裏抄出的東西。檢查的重點，是與梅花有關的物品。查來查去，一朵梅花也未查到。
不過，有趣的是，後來當彭加木落實政策時，領回了被抄去的東西。女兒彭荔突然發現，其中有兩卷畫軸，似乎不是他們家的東西。打開一看，見上麵畫著梅花！
這些梅花畫軸是誰家的？為什麼會混到彭加木的抄家物資中，不得而知。不過，它至少說明這樣一個事實：“專案”人員對彭加木與梅花之間的關係有著莫大的興趣！
王洪文的“批示”
由於進行逼、供、信，上海科研單位的“兩線一會”冤案越搞越大。
這時，發生了觸目驚心的悲劇：
一對夫妻都在上海科研單位工作。“專案”人員逼著那位丈夫按他們規定的調子寫揭發妻子的材料。接著，“專案”人員把揭發材料拿到女方那裏，說“連你丈夫也揭發你是‘特務集團’成員”。妻子經受不住刺激，在深夜裏吊死，憤然離開了人世。
接著，又發生了令人捧腹的諷刺劇：
一個“專案”人員每天逼著一個“老特務”要他交代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發展了哪些“新特務”，特別是在最近又發展了哪些“新特務”。那個“老特務”火了，便當著好多人麵前承認自己最近發展了一個“新特務”。至於“新特務”是誰？他指著那個“專案”人員說道：“就是他！”從此，那個“專案”人員被撤銷了從事“專案”工作的資格。這下子，弄得“專案”人員也人心惶惶，看“牛”的人居然也怕起“牛”來了，生怕那些“老特務”指到自己頭上來了。悲劇，諷刺劇，鬧得沸沸揚揚。上麵一看，再這樣鬧下去，越來越不好收拾。於是，敲響了收場鑼鼓。彭加木整整被隔離審查了15個月，“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不了了之。什麼“老反革命”，什麼“老特務”，全是憑空捏造的罪名。
不過，彭加木的“專案”，來頭頗大。既然把他進行隔離審查是“上麵”批的，那麼，撤銷他的隔離審查，也是經過“上麵”批的。
所謂“上麵”，就是王洪文。他對關於彭加木的審查報告，作了如下“指示”：
“解除隔離，送幹校勞動，繼續審查，內部控製使用。”
在全院大會上，宣讀了王洪文的“指示”。不過，隻是最後“內部控製使用”六個字沒有宣讀。
1970年3月，彭加木終於獲釋，回到家裏。那時，夏叔芳已經解除了隔離審查。多時不見，當彭加木出現在夏叔芳麵前，使她深為震驚：他因為好久不見陽光，臉色蒼白，雙眼呆滯無光，胡子很長(在隔離室裏，刮胡刀片被拿走了，怕他自殺)，人消瘦無力。
當天，彭加木就被送往設在上海郊區奉賢縣的上海科技“五七幹校”。
又遭“猛轟”
一般的科技人員在“五七幹校”經過為期半年的輪訓，便回上海了。彭加木在那裏卻度過了三年歲月。
這所“五七幹校”麵臨杭州灣，建在一片鹽堿荒灘上。這裏離上海100多公裏，每月集中休假四天，讓學員們回上海。
彭加木離開了隔離室，像鳥兒飛出了樊籠。然而，15個月的隔離生活，使他的身體變得非常虛弱。那時，他連曬太陽的權利都被剝奪了，隻好在監視人員不注意的時候，做做體操，或者練練下蹲。初到幹校，他手無縛雞之力，幹起活來比普通的女同誌還不如！
彭加木開始每天跑步，加強鍛煉，拚命幹活，以恢複體力。漸漸地，他的體力增強了，以致能夠一手夾起一袋100公斤的水泥，疾步如飛。
好景不長。不久，開始清查“5·16分子”，一查，又查到彭加木頭上。大字報又開始圍攻彭加木。這時，他們用一個嶄新的名詞稱呼彭加木——“雙料反革命”。
何謂“雙料反革命”呢？
因為彭加木本是“老反革命”、“老特務”，如今舊賬未清，又欠新賬，成為“5·16分子”、“現行反革命”，於是，新賬、老賬一起算，成為“曆史加現行”的“雙料反革命”。
唉，那時候人們的創造力，不是用在科學研究工作中，卻花費在大字報上，花費在數不清、沒個完的政治運動中。彭加木的命運，真是多劫多難。
其實，彭加木被指責為“5·16分子”的依據，隻不過是因為他當分院革籌會頭頭的時候，在社會上參加過幾次會議，據說與會者中有“5·16分子”。盡管會議的內容與“5·16分子”活動無關，但是，“專案”人員便按照如此邏輯加以推理了：
彭加木與“5·16分子”有聯係→“5·16分子”與會的會議當然是“黑會”→彭加木參加了“5·16分子”的“黑會”→彭加木是“5·16分子”
經過大字報的一陣“猛轟”，並沒有在彭加木身上打開缺口。
隨著時間的推移，清查“5·16分子”的高潮過去了。對彭加木的審查，又是不了了之。所謂“曆史加現行”，都查無實據。
彭加木埋頭在勞動之中。對他的審查稍一放鬆，他又去長跑、遊泳。一個月難得回家四天，他卻沒有待在家中，而是騎著他那輛破自行車去旅行了。他騎車到蘇州，到杭州。盡管自行車已經“老掉牙”了，由於彭加木總是隨車帶著修理工具，所以即使作長途旅行，也未在半途之中拋錨——哪兒壞了，自己動手修一下，幾分鍾之後，又騎著車前進了。
有人以為，大約彭加木長期住在幹校，心境不好，想乘休假之際，外出旅遊一番，散散心。
萬萬沒想到，從彭加木嘴裏，蹦出了這麼一句話：“我在鍛煉身體，我要為重上邊疆做準備！”
“啊，你還想去邊疆？”人們都以為他為被打成“老特務”、去邊疆被說成“搜集情報”而寒心，誰知他的心裏還在念叨著邊疆。
彭加木點點頭：“我還想去邊疆！”
就這樣，彭加木差不多每次休假，都騎車旅行。
如果刮風，他逆風而騎，笑著說：“阻力越大，我越要前進。這叫‘風遊’。
“如果下雨，他更高興，稱之為‘雨遊’。
“如果下雪，他最高興，稱之為難得的‘雪遊’。”
吡啶中毒
直到1972年，彭加木離開了幹校，回到了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
不過，彭加木並沒有回到實驗室，卻被分配去做煤渣磚。那時候，上海流行把煤渣與泥拌在一起，做成煤渣磚。這種煤渣磚作為燃料燒過之後，泥變成了磚，可供砌牆之用。
彭加木做了一陣子煤渣磚，又被分配去蒸餾吡啶。吡啶是一種常用的有機化學試劑，有毒。彭加木在一間小小的不通風的房間裏，整天蒸餾吡啶。本來，這項工作是由好多人輪流做的，此時硬要他獨力承擔。他的臉浮腫了，開始劇烈地咳嗽。
後來，讓他和另一個“牛”輪流，一星期做煤渣磚，一星期蒸餾吡啶。
濃烈的吡啶蒸氣，使彭加木咳嗽得越來越厲害，牙齦出血，四肢無力，食欲不振。他發燒了，依舊去上班。他沒有去醫院看病，除了他本來不大願意上醫院之外，還由於他的病曆卡上蓋著一個“黑章”。這“黑章”，表示患者是“牛”，提醒醫生“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夏叔芳著急了，去請一個熟悉的醫生幫忙想想辦法。這個醫生深知彭加木的倔脾氣，便附在夏叔芳耳邊，吩咐如此如此……
晚上，彭加木正在家看書，響起了敲門聲。夏叔芳裝著沒聽見，彭加木放下書本，便去開門。
門開了，來訪者就是那位醫生。她多日不見彭加木，剛坐下來，便細細打量起他來，驚訝地說道：“老彭，你臉色不對呀，是不是生病啦？”
彭加木強忍著咳嗽，搖頭說：“沒病，好好的。”
那醫生便用手摸他的前額，連連說：“沒病？你好像在發燒！”
醫生轉身問夏叔芳：“家裏有體溫表嗎？”
夏叔芳說時遲，那時快，一拉開抽屜，就拿出了體溫表。
彭加木沒辦法，隻好坐在那裏，量了體溫。
醫生一看體溫表，又吃了一驚：“唷，都快40℃了，怎麼還不去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