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夏叔芳在一旁，也連連催促彭加木去看病。
誰知彭加木來了個“緩兵之計”，說道：“現在醫生們都下班了，明天去吧。”
醫生早料到這一手，說道：“醫院規定，體溫39℃以上，就可以掛急診。我陪你去，現在就掛急診。”
這下子，彭加木無可奈何，隻好在醫生和夏叔芳的陪同之下，到中山醫院去了。
夏叔芳一邊走，一邊暗暗佩服醫生的妙計。倘若不用如此妙計，即使用拖拉機拖，恐怕也難把彭加木拖到醫院裏來。
後來，夏叔芳背著彭加木，把他的病情反映到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請求不要再讓他蒸吡啶。但是，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根本不理，仍然叫彭加木蒸吡啶，致使他早已得的吡啶慢性中毒越來越嚴重，大大地損害了他的健康。
“隻有一個人也幹！”
直到1973年，彭加木才結束了蒸吡啶的生活，回到科研崗位上來。
領導找彭加木談話，問他願意幹什麼工作。
出人意料，彭加木提出了正式申請：“我願到西藏工作！”
領導一聽，怔住了。因為他牢牢記住，王洪文的“指示”中有“內部控製使用”這麼六個大字，這樣的人怎能到西藏去呢？可是，又不好把話講明，便故意製造障礙，說道：“到西藏去，戶口也得遷去！”
誰知彭加木一聽，很痛快地答道：“行，把我的戶口也遷去，我願意在那裏幹一輩子！”
領導無話可答，隻好在屋裏來回踱著方步。半晌，才說道：“這件事，我們再研究研究。你再考慮一下，如果把你留在所裏，你想幹什麼？”
“繼續過去的工作，研究植物病毒。”彭加木答道。
“研究植物病毒？在運動中，植物病毒組不是散夥了嗎？現在，這個組連一個人也沒有。”領導以為，彭加木在“牛棚”中關了多年，消息一點也不靈通。
“隻有我一個人，我也幹。”彭加木深知研究植物病毒，在農業上有著重要意義，所以無論如何要堅持這項研究工作。
就這樣，彭加木又回到了電子顯微鏡實驗室，用這“科學之眼”繼續探索植物病毒的奧秘。不過，植物病毒是莊稼的大敵。要研究它，第一步就是到田間去觀察莊稼病狀，采集樣品。不下鄉，不到農業第一線去，研究植物病毒成了無米之炊。這時“內部控製使用”這六個字，像緊箍咒似的，束縛著彭加木。
彭加木來了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當時，正刮起“開門辦科研”之風，彭加木要求下鄉，他們沒有理由可以阻攔。
於是，植物病毒組又恢複了，被鎖困多年的彭加木，終於又在祖國各地奔忙了：
他來到江蘇、浙江，考察桑樹萎縮病；
他來到廣東、福建，調查柑橘黃龍病；
他來到山東泰安，了解棗瘋病；
他來到河南新鄉，探索小麥黃矯病；
他來到北京、河北，研究小麥叢矮病；
他來到上海郊區，探討蔬菜病毒……
彭加木以“植物病毒組”的名義，在短短的幾年之中，連續發表了多篇科學論文，請注意，彭加木的這一係列論文，絕大部分是在《中國科學》雜誌上發表的。這一點便說明了這些論文是具有較高的學術水平。
其中，特別是詳細研究了柑橘黃龍病。為了調查這種植物病害的病因，僅福建一地，彭加木便去過多次：
1964年，到了福州、龍溪；
1965年初夏，到龍溪工作了一個月；
1965年下半年，到龍溪采集柑橘黃龍病樣品；
1966年，到龍溪；
1967年，到福州、龍溪；
1973年，又來龍溪。
1974年、1977年、1978年、1979年，又多次到福州、龍溪……
彭加木的論文，正是在這樣反複考察、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寫出來的。他的關於柑橘黃龍病的論文，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
所謂柑橘黃龍病，是指柑、橘得病之後，樹梢的葉子全部發黃，看上去像條黃龍。得病之後，根係腐爛，全樹衰竭，產量大減，是柑、橘生產中的大患。
早在1943年，我國科學工作者陳其，首次對華南柑橘黃龍病作了研究，發表了論文。但是，柑橘黃龍病是由什麼原因引起的，不清楚。從此，人們開始探討這種病害的病因，多年懸而不解。
1965年初，陶鑄邀請彭加木到廣東考察柑橘黃龍病，他便開始著手深入研究這個問題。當彭加木用電子顯微鏡觀察樣品時，初步看出可能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可是，當時大部分人認為，這是由一種“類菌原體”引起的。
彭加木在政治上、生活上是倔強的，在科學上也是那股倔脾氣。他不隨波逐流。他到各地采集柑橘黃龍病的病葉，終於初步分離出病毒。就在這時，那場政治風暴打斷了他的研究工作。
當他重操舊業，首先便著手繼續研究柑橘黃龍病。他與持“類菌原體”感染的科學工作者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在科學上，彭加木有一股子“牛勁”，但也有一股子“牛脾氣”。他輕易不服輸。他鮮明地堅持自己的觀點。經過多個日日夜夜，他用電子顯微鏡拍出了清晰的柑橘黃龍病線狀病毒的照片！這是在國內首次用事實證明，柑橘黃龍病的病因是由線狀病毒引起的。
這麼一來，連那些支持“類菌原體”論的科學工作者，也不能不在事實麵前承認，的確存在著柑橘黃龍病的病毒。不過，他們也並不輕易放棄自己的論點，因為他們也有許多事實證明“類菌原體”引起了柑橘黃龍病。
經過雙方多年激烈的論戰，如今雙方得出共同的結論：柑橘黃龍病的病因是複雜的，既有“類菌原體”感染，也有病毒感染——這叫“複合感染”。
彭加木是倔強的。正因為倔，他堅持了下去，找到了病毒；也正因為倔，他有時聽不進別人的意見。不過，當他的“牛脾氣”轉過彎來了，真正感到別人說的也在理，這時，他就聽進去了。正因為這樣，他最後還是同意了“複合感染”的理論，認識到“病毒論”與“類菌原體論”並不是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
“我就是不簽名！”
中國的政治風雲是多變的。
正當彭加木沉醉於科學王國之中探索珍寶時，“四人幫”把矛頭指向了周恩來總理。
在製訂十年科學規劃時，周總理曾說過：“在廣泛深入實際的基礎上，把科學研究往高裏提。”
“四人幫”反其道而行之，大砍基礎科學研究。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的七個基礎科學專題小組，被解散了六個，隻剩下彭加木的植物病毒組還在那裏工作，不斷寫出科學論文。於是，種種流言飛語，向彭加木襲來：
“植物病毒組是一個針插不入、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
“植物病毒組是打著聯絡實際的旗號，幹著脫離實際的工作！”
彭加木沒有理睬。他的回答是：“他說他的，我幹我的！”
1976年春，周恩來總理逝世之後，“四人幫”刮起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妖風，矛頭直指鄧小平。
對於“四人幫”的這些陰謀，彭加木是看得很清楚的。當時，“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強令黨員要帶頭“反擊右傾翻案風”，要求每一個人都要寫“批鄧”大字報。
在“四人幫”的淫威之下，有些黨員便照抄，寫了“批鄧”大字報，應付了事。然而，彭加木卻一張“批鄧”大字報也不寫。這時，一位好心人給彭加木通風報信：“市裏派來兩個人，正在所裏統計哪些黨員寫了‘批鄧’大字報，哪些黨員沒有寫。據說，查下來隻有你沒有寫。你趕緊寫一張吧，不然會惹麻煩的。”
彭加木笑笑，搖搖頭。
下班之後，另一位好友到他家裏去。彭加木毫不掩飾地談了對“天安門事件”的看法。他說：“群眾紀念周總理，有什麼不對？怎麼會成為‘反革命事件’？以三項指示為綱，錯在哪裏？”
風聲越來越緊。大約是那兩個人的調查報告送上去了，“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開始注意彭加木，注意“階級鬥爭的新動向”。
於是，在一次全所大會上，一個頭頭就聲嘶力竭地叫嚷道：“到現在為止，還有這樣的共產黨員，連一張大字報也沒有寫！他的黨性到哪裏去了？”
盡管這個頭頭沒有點名，人們一聽，心裏都明白——這不是指彭加木，還會指誰呢？人們都暗暗替彭加木擔心。
這次大會，又動員寫“批鄧”大字報。會後，有幾位同事合寫了一張“批鄧”大字報，把彭加木拉住，好心勸他道：“你來簽個名算了，免得麻煩。”
彭加木非常倔強地說：“我彭加木的名字，就是不簽在這樣的大字報上！”
這件事，被上麵知道了。他們準備繼“清隊”、“清查5·16”之後，第三次揪鬥彭加木。
就在這時，中國大地發生了一場翻天覆地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