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說，赤壁之戰是孫劉聯合的勝利，荊州作為從曹操手中奪取的戰果，歸劉備所有，名正言順。況且，劉備漂泊半生，連個立身之處都沒有，占有荊州也沒什麼不可，完全可以講出一些理直氣壯的理由來。但諸葛亮對魯肅說的卻不是這樣的話，而是提出暫“借”荊州。
一個“借”字，體現了諸葛亮辦事適可而止、恰到好處的精神。當時的劉備，和曹操、孫權比較，力量還很弱小，必須和孫權結盟，共拒曹操，方能站穩腳跟，發展壯大，以圖大舉。假如提出占領荊州，激化吳蜀的矛盾，就會破壞吳蜀聯盟，打破既定的政治戰略，造成全局被動。而用一個“借”字，就避免了這一危險，就是說：“借”荊州，既保證了劉備的可靠後方根據地，又維護了孫劉雙方的同盟關係，不過不及，恰到好處。
但關羽這個人卻不能理解諸葛亮的這番苦心。諸葛亮離開荊州之前，曾告訴關羽八個字“北拒曹操，東和孫權”。但他一直沒把“東和孫權”放在心上。在與東吳的多次外交鬥爭中，憑著一身虎膽、好馬快刀，從不把東吳人包括孫權放在眼裏，不但公開提出荊州應為我們所得，還對孫權等人進行人格汙辱，稱其子為“犬子”，使吳蜀關係不斷惡化，最後，東吳一個偷襲，使關羽地失人亡，悲慘至極。雖然，關羽的失敗不能全部歸結於他處理與東吳關係時的不謹慎，但至少他的過激行為，加劇了吳蜀聯盟的破裂，使東吳痛下決心，以武力收複荊州。
曹操、諸葛亮、劉備、關羽的所作所為，從正反兩個方麵證明：適可而止，見好就收，確是一條極為重要的處事心術。
中國人生性比較謙虛，在過分謙虛方麵，中國人是經常吃虧的。比如有一個俄國學者和一個中國學者，兩人都是研究敦煌學的，兩人都寫了一本書，俄國學者的書名簡單明了，就叫《敦煌學》，而中國學者比較含蓄，不敢起這樣權威的書名，而是按照漢語的習慣，起了一個比較謙虛的書名《敦煌學導論》，結果歐美學者看到這兩本書之後，自然認為前者是一本專業性著作，而後者可能是一本普及性讀物，因而選擇了前者作為學生的教材。
如何恰當地做事呢？就心智高低的區別而言，從一定意義說，不在於你能做什麼事，而在於你能否做應該做的事，怎麼去做應該做的事。不該做的事，你做了，即使很巧妙，也隻能證明你心智不高，不該做的事，你堅決不做，即使顯得無所作為，也是心智高超。就像謙虛與積極一樣，不該謙虛時你謙虛了，隻能證明你信心不夠；不該積極時你積極了，隻能證明你虛偽，惟有在謙虛與積極麵前，清楚地知道應該取之有度，用之有限，把握自己的行為，方為智者。荀子曾說過：“所為知其所不為，則天地官而物役也。”老子也說過：“無為而不為。”講得都是做事要適可而止的道理。在做人做事方麵欲有所提高的人不能不對此有所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