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娶媳婦幹什麼？”
“生娃娃。”
“生娃娃幹什麼？”
“放羊。”
“放羊幹什麼？”
“攢錢。”
於是，一個新的生命輪回又開始了。
這個故事讀來令人忍俊不禁，然而。其實許多人的思考方式極像這個放羊娃，被困在自己的框子裏，什麼問題都在這方小天地裏打轉轉，坐井觀天，周而複始。
人，既然有這麼一個可怕的框子，我們就應該把這個框子找出來，問問他姓什名誰，讓他“陽光”一下，然後宣判它的死刑，把它摔得粉碎。專家考證的結論是，這個框子不是別的，正是頭腦中的某些觀念，即常識、定理、規矩、經驗等兄弟幾個。
在伽利略之前，很多天文學家在望遠鏡裏都看到了月球黑暗的部分裏有一些光點，這些光點逐漸變大變亮，最後跟其他光亮的部分合而為一。
學識淵博的天文家們便從“科學的角度”思考，尋找“科學而又合理”的答案。而青年伽利略與那些專家們相比，頭腦裏裝的東西太少，對天文學更是知之甚少，沒有框框，思維自然像脫韁的野馬。他想，這個現象多像早上的太陽照射在山上，太陽爬得越高，山穀的陰影縮得越小，最後整個山頭都照射在陽光之下。因此，伽利略下結論說月球表麵一定不是光滑的，是高高低低跟地球一樣有山有穀的。
當然，伽利略說得一點不假。但是當時伽利略是被當作瘋子看待的，他曾經到處流浪，躲避教廷的迫害。
還有一個類似的例子。某一年，法國某報進行了一次有獎智力競賽，其中有如下一道題目：“如果法國的博物館盧浮宮失火了，情況隻允許搶救出一幅畫，你會救哪一幅？”
於是，成千上萬的人湧到盧浮宮去做實地凋查，去一一核實每一幅畫的價值。人們在眾多價值連城的名畫世界裏，比較著，選擇著……他們很難做出最後的抉擇，因為許多藝術珍品都是絕品。結果，在該報收到的成千上萬個回答中，一個從來沒到過盧浮宮的人，以最佳答案獲得試題的獎金。他的回答是：“我救離出口最近的那幅畫。”在那種萬分危急的情況下，也許離出口最近的那幅畫才能獲救。
上述兩例告訴我們的都是一個道理，即拓展思考的空間，必須突破頭腦中那些固有的知識的限製，以一種陌生的，外行的，甚至是孩童式的眼光去審視，種種框框也許會退避三舍，思考才可能真正求得突破。
據說，一位大科學家收了個徒弟，他問這個徒弟：“早上做什麼？”答日：“找資料。”
“中午幹什麼？”
“做實驗。”
“下午幹什麼？”
“寫實驗報告。”
“晚上幹什麼？”
“做明天實驗的準備。”
大科學家追問說：“那麼，你用什麼時間去思考？”
我們不少人不是天天在忙嗎？我們有幾個人能夠做到拿出一定的時間去思考呢！古人講：“一日三省吾身”，恐怕我們連“一省”也頗為難得了！
以上所述，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並不是說知識越多越不好，有些時候我們要使自己的頭腦變成一片空白，一個真空世界，讓思維神馳萬裏，去描繪最好最美的圖畫。
沒有懷疑就沒有創新
對科學家來說，富有懷疑和批判精神，是最基本的素質。沒有懷疑就沒有創新。科學一旦與懷疑絕緣，那它的生機和活力也就不複存在了。
曾榮獲諾貝爾獎的奧地利物理學家泡利敢於向任何人發難。
有一次，他的老師玻爾在一次討論會上發言，正講得起勁，泡利突然大聲說：“你住口吧，不要再冒傻氣了。”玻爾脾氣一貫比較好。他不但沒發脾氣，還溫和地說：“但是，泡利，你聽我說……”泡利毫不客氣地立即頂回去。說：“不，我一個字也不願再聽了。”
還有一次，那是1954年2月下旬，中國留美的楊振寧教授應著名科學家奧本海默的邀請，到研究所做學術報告，當時泡利也在場。當楊振寧剛寫下一個數學公式，泡利就馬上追問：“您寫的公式中，有一項的質量是多少？”
泡利問的這個問題，當時還根本無法回答。因此，楊振寧含糊地回答了幾句。可是當楊振寧再往下講時，泡利不依不饒，又站起來問：“那質量到底是什麼？”楊振寧教授隻好尷尬地離開講台坐下不講了。後來，奧本海默講了幾句圓場的話，報告才算勉強講下去。
第二天，泡利寫了一個條子給楊振寧，表示非常抱歉，並說明自己並無惡意。
當然，泡利也有犯錯誤的時候。
1956年春，兩位華裔學者楊振寧和李政道提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新猜想，認為在一種稱為“弱相互作用”中，“宇宙”是不守恒的。楊振寧和李政道知道，要想讓大家信服，必須通過實驗來證明。於是，他們請中國來的吳健雄教授來進行這個實驗。
此時，全世界的物理學家都翹首以待，盼望吳健雄能通過實驗，得出一個或對或錯的結論。泡利同樣很關心吳健雄的實驗，他非常肯定地認為，楊振寧和李政道一定錯了，宇宙守恒是絕對不會動搖的。他對人說：“我不相信左右會不對稱。我敢打賭，吳健雄的實驗結果，一定會得出左右對稱的結果。我已經準備好一筆大賭注。”
但是，半年過去了，到了1957年初，實驗結果出來了：楊振寧和李政道的猜想是正確的。在弱相互作用的情況下，宇宙果然不守恒！左右果然不對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