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社會中，生物資源，特別是森林資源是人們獲取生產和生活資料的重要源泉。即使在農業生產有了一定發展的情況下，野生生物資源對於人們衣食住行的重要性也是顯而易見的。《詩經》中有不少采集和狩獵的章句就是這種情況的生動寫照。在長期的生產活動中，古代的人們逐漸認識到保護森林和生物資源的重要性。產生了初步的環境保護意識並采取了一定的保護措施。
古代的人們在獲取生產和生活資料時，不斷地對自然環境進行幹預，反過來環境也產生一些反作用。如過度的漁獵、燒荒，都可能會造成區域性的生態環境破壞，導致局部地區生物資源的嚴重缺乏，水土流失，土壤肥力下降，人民的生活失去依靠等。這就促使一些有識之士日益關注如何防止人們的生活環境的進一步惡化。
在我國的《尚書》、《史記》等古籍中，都有關於舜命益(即伯益)為“虞”掌管草木鳥獸蟲魚的記載。《孟子》中說，益曾放火將一些山林燒毀，以趕走毒蛇猛獸。而《禹貢》則記載了大禹在治理洪水時，也曾大規模砍伐樹木。《詩·大雅·皇點》中還記載周人在古公亶父時代，百姓砍除樹木，營建居住點和毀林開荒的情況。在當時生產力低下的情況下，這種情形的發生是必然的，並且可能延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大約到春秋戰國時期，由於鐵器農具的大量使用，水利灌溉事業的發展，牛耕的推行，人口的增多等加速了人類對環境的開發進程。與此同時，人們對森林及生物資源的不合理利用的情況也更趨嚴重。《孟子》中寫道：“牛山之木嚐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牛山位於古代齊國的東南部，即今山東淄博市臨淄南。那裏原來林木茂盛，但是到了孟子生活的年代，已經變成了“若彼濯濯”的禿山。之所以會變成這樣，孟子認為是這裏的樹木被不斷亂砍濫伐，加上牛羊等牲畜糟蹋破壞的結果。誠如孟子所指出的“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體現了人們對森林被嚴重破壞的狀況所表示的擔憂。
這一時期的學者還認識到，森林一旦破壞，不僅使木材資源本身出現枯竭，而且也使野生動物資源受到影響。人們早就認識到森林對於動物生存的重要意義。《荀子·勸學篇》說：“物類之起，必有所始，……草木疇生，禽獸群焉，……樹木成蔭而眾鳥息焉，物各從其類焉。”不僅如此，荀子還進一步指出，如果動物賴以生存的環境遭到破壞，那麼動物就會難以生存。他說：“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山林者，鳥獸之居也”，“林險，則鳥獸去之”；“川淵深而魚鱉歸之”，“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川淵枯則龍魚去之”。因此，他認為隻有按自然規律辦事，保護動物的棲息地，動物才能繁茂。在《富國篇》中他又說：“群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群生皆得其命”，“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指出隻有保護好森林和生物資源，人們的生活資料才能富足有餘。
戰國時期的《管子》一書反映了人們對於破壞環境的惡果有很深刻的認識，其作者非常強調山林藪澤的生物資源對於國計民生的重要性。《管子·輕重篇》指出：“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後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眾也；童山竭澤，君智不足也。”客觀地分析了前人破壞自然環境的原因。《管子》認為：“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故使民籍之，因以給之。”十分明確地指出了山林蔞澤等自然生物資源對於人民生活的重要性。《管子》的作者還把這種資源連同作物和牲畜一起，用來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富足的依據。即所謂“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管子》甚至認為，“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充分反映當時人們對“山林菹澤”的重視，以及渴望管理好它們的良好願望。
為了管理和保護好生物資源，春秋戰國時期的一些睿智之士和著名的政治家曾對一些破壞生物資源的愚昧、錯誤行為作了堅決的鬥爭。《國語·魯語》記載，在夏天的時候，魯宣公到泗水捕魚。大夫裏革聽說後，趕到泗水邊，把魯宣公的網弄斷，然後扔掉。並對宣公說：“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嚐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錯魚鱉，以為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罝屆，設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麂；鳥翼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罟，貪無藝也。”這段話的大意是，打漁狩獵要講究時節，注意避開動物的繁殖期。要保護幼小的生物，讓萬物繁殖生息，蓬勃生長，這是古人的訓誡。現在魚類正處在繁殖期，你還撒網捕魚，真是貪得無厭。魯宣公聽了裏革的話後，表示虛心接受批評，並加以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