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陽城中有充足的糧草，百姓們十分痛恨智伯瑤的強取豪奪行徑，為了扞衛自己的領土，幾乎是全城皆兵，支持趙襄子。麵對城外圍困著自己的智伯瑤與韓、魏三家的兵馬，軍民們同心協力抵抗，鬥誌高昂、眾誌成城，一直堅持了兩年多。
晉陽城久攻不下，令智伯瑤頭疼不已，狡詐的他又想出另一個辦法：命士兵們將晉河改道，讓河水直衝晉陽城，準備水淹晉陽城。此計實施後，晉水淹沒了大半個晉陽城，滿心歡喜的智伯瑤以為這次一定能讓趙襄子投降，攻下晉陽城。可惜的是，麵對如此險境，晉陽城中的軍民依然沒有一人肯出城投降，使他的如意算盤落了空。
雖然城中軍民們仍士氣不減，可卻已是危城一座，破城在即，危在旦夕了。
智伯瑤眼見破城有望，不免得意忘形起來，肆無忌憚的他無意中便說出了在日後必要時，將用同樣的方法消滅韓康子和魏桓子兩家的話。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韓康子與魏桓子為此不寒而栗，思之再三，唇亡齒寒的道理終於使韓康子和魏桓子兩家下定決心反戈一擊。於是他們暗中與被圍困在晉陽城中的趙襄子商量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將晉水反引入智家的營寨中，裏應外合攻打智伯瑤的兵馬。此時的智伯瑤還沉浸在即將勝利的喜悅中，對韓、魏兩家的倒戈毫不知情。
最後，智伯瑤被殺，其所有的財產、土地及戶口由趙、韓、魏三家平分了。
形同虛設的晉國國君也被趙、韓、魏三家的後代廢除，取而代之的則是趙、韓、魏三國。這也就是曆史上有名的“三家分晉”。
智伯瑤在當時雖是勢力最強大的一家，但卻因不知收斂鋒芒，最終走上自取滅亡的不歸路。
世人應當明白：內“剛”固可喜，若外亦“剛”則堪憂矣。
外柔內剛，就是自己有主見，有原則，不同流合汙，而在行動語言上則委婉、圓轉、不恃強、不淩弱，不與人攀比，不爭口舌之勝，不顯貴露富。
正如老子所言：“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豀。”
人生應有外柔的意識，不為無謂的雌雄之爭而浪費人生短暫的時光，拋卻人生的使命。
當我們理解了《菜根譚》中“執拗者福輕，而圓融之人其祿必厚；操切者壽天，而寬厚之人其年必長。故君子不言命，養性即所以立命；亦不言天，盡人事自可以回天”之言，自然能夠平衡內心與行為，行事處世方能達及外柔內剛之道。
隨處可以做主人
人無法改變這個世界，因而隻有去適應它。
人與自身所處的世界在既依賴又對立中相互共存著。考卜萊斯頓在《當代哲學》中這樣說道：“人是一個決心實現他的許多可能性之存在，不是一個孤立的自我，而是一個必然與其他事物世界和人們世界相互關係的存在。”
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不可改變、沒有選擇自由的是所處的生存環境，同時也因為我們無法也無力按照自己的願望去改變環境。而我們有能力、有辦法改變的唯有自己的處境，一種人和客觀存在的關係。
改變生存方式為的是適應客觀存在，即生存環境。
適應，是為了達到在存在中尋找到一個安全、寧靜、祥和、淡然且自己的願望容易實現的位置目的，因而這種適應不是妥協，媚俗，委屈自己，退讓求全，也不是無原則、無氣節的行為。
改變自己，適應環境的選擇有許多，其中最好的莫過於讓自己進入淡泊寧靜的人生境界。
許多人仰慕這種境界，可縱觀天下芸芸眾生，真能自己去實踐的困難程度不亞於基督徒進入天堂前所需跨過的“窄門”。
進入天堂須跨“窄門”，須經受煉獄的磨難。達到寧靜淡泊的境界則須徹悟人生真諦，須有來自人生波折的契機。
欲達超然致遠之境，則“做人要脫俗，不可存一矯俗之心；應時要隨時，不可起一趨時之念。”
做到了脫俗、隨時之人不會長籲短歎地怨天尤人，不會想入非非地異想天開，不會將大好的光陰消耗在無盡無窮的猶豫、動搖、遷徙、調動、抱怨與頹廢之中，他們總是以積極、主動的心態隨緣順事，一如創立了禪宗五宗之一的臨濟宗的義玄禪師所雲：“隨處可以做主人。”
“隨處可以做主人”，就是要能隨遇而安，正如俗語所說“既來之，則安之”一樣，將自己的身心融入每一處所到之地，每一件所做之事，不避諱，不嫌棄，得好不喜，得壞不憂，平平淡淡中做自我修正、自我完善。排除過去那些理不清的纏縛，卸下以往心理上的負擔，順時隨緣的參與現實、適應現實，讓自己的人生“似舞蝶與飛花共適”、“若滿月偕盂水同圓”般成為真正而又自然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