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石如是清代碑學思潮興起後第一位全麵實踐和體現碑學主張的書法家，他不僅發展了篆、隸古體，也為圈於帖學中的楷、行、草書開辟了一條新路。
鄧石如最初在其父鄧一枝的影響下，學習篆書和製印。弱冠後，便走上了專業篆刻家的道路。二十七八歲前後，石如因之在壽州遇見當時著名書家梁。粱氏認為其書雖筆勢渾厚，但未諳古法。於是，就介紹他去江左望族梅家學習。梅家收藏秦漢以來金石拓本甚豐，石如得以飽覽大量古代石刻拓片。從此，他每日昧爽起，研墨盈盤，予夜分墨盡乃就寢，寒暑不輟”(包世臣《藝舟雙楫·鄧石如傳》)，於“《石鼓文》、李斯《嶧山碑》、《泰山刻石》、《漢開毋石闕》、《敦煌太守碑》、皇象《天發神讖碑》、李陽冰《城隍廟碑》、《三墳記》等，每種臨摹各百本。又苦篆體不備，手寫《說文解字》二十本，半年而畢。複旁搜三代鍾鼎及泰漢瓦當碑額，以縱其勢，博其趣”(《藝舟雙楫·鄧石如傳》)。經過五年的係統學習，鄧石如對篆書有了深刻的認識和體會。之後，他又用三年時間傾心於隸書的研習，“臨《史晨前後碑》、《華山碑》、《自石神君》、《張遷》、《潘校官》、《孔羨》、《受禪》、《大饗》各五十本”(《藝舟雙楫·鄧石如傳》)。當他離開金陵梅家時，不僅書藝突飛猛進，而且交遊範圍也擴展了很多，見識更是為之大增。乾隆五十五年(1790)，在戶部尚書曹文埴的邀請下，鄧石如來到北京。當朝大書家劉墉等見到他的作品後，大為稱讚並為之宣傳，一時名動公卿。至此，石如沒有停止藝術追求，一如既往地孜孜以求，並傾心於篆、隸相應、眾體互生的努力。
曆代作小篆者，均奉“二李”為圭臬。鄧石如則不限於此，他廣泛地學習石鼓文、漢碑額等，叉得史籀縱橫闔辟之妙，進而形成自己的風貌。鄧石如的篆書，峭拔遒勁，肉腴血暢，圓潤相兼；在結構上，變秦篆偏方結體為狹長，改上下均勻為上緊下鬆，疏可走馬，密不透風；在用筆上，以隸法作篆，鋪毫直行，裹鋒而轉，殺鋒以取勁折，具有非常明顯的提按起倒變化，一改數百年來截毫寫篆以求平整的傳統。為此，後人對之評價甚高，康有為稱其為“集篆之大成”、“篆法之有鄧石如，猶儒家有孟子”，後世作篆者，莫不尊鄧為典範。
鄧石如對他的隸書非常自信，自稱：“吾篆未及陽冰，麗分不減梁鵠。”鄧氏作隸，喜以篆法為之，雜以魏碑筆意，打破傳統隸書於字法、筆法和章法上長期不變的定式。其隸書體方筆圓，遵麗淳質；筆畫轉折處，多有篆意，圓活流暢；章法布局上，縱向結體，橫向取勢，開張縱逸．豪邁灑脫。鄧石如的隸書能夠從舉世描摹漢碑形貌中脫穎而出，透過刀刻墨拓的掩蓋和經久風化的侵蝕來發掘漢隸的精神所在，於後世具有獨開氣象的意義。
此外，鄧石如還擅長楷書和行草書。他的楷書得力於北朝碑誌刻石一路，點畫飽滿豐厚，結體工整沉穩，下筆斬釘截鐵，收筆多用出鋒，有踔厲風發之勢。其行草則常以篆隸、魏碑筆意為之，用筆翻飛絞轉，氣勢磅礴，變化多端，所不足之處在於略遜虛和遵麗，故包世臣雲：“尚留片席，使後來者自擇所處。”
鄧石如傳世作品頗多，有《文軸》、《七言詩軸》、《遊五園詩軸》、《白氏草堂記》、《文心雕龍軸》、《宋敖陶孫評隸書屏》、《周銘橫披》、《海為龍世界聯》、《滄海三十七字聯》等。
伊秉綬(1754～1815)，字組似，號墨卿、墨庵，福建汀州(今長汀)人，人稱“伊汀州”，伊朝棟之子。幼稟庭訓，又從陰承芳、李光地、蔡世遠遊。乾隆五十四年(1789)進士，曆官刑部主事、惠州知府、揚州知府，以廉吏善政著稱。卒後，揚州人將其附祀於宋歐陽修、蘇軾及清汪士禎“三賢祠”中，稱“四賢祠”，足見其聲譽之高。
伊秉綬工詩文，精理學；能篆刻，喜繪畫。所作山水、墨梅，不拘泥成法，簡淡秀逸。
他的書法不論篆、隸、楷、行草都有獨特的麵目，尤以善隸著稱於世。梁章钜《退庵隨筆》雲：“墨卿遙接漢隸真傳，能拓漢隸而大之，愈大愈壯。”
伊秉綬早年得劉墉、翁方綱等大家指授，臨習晉、唐楷書，於顏字心印尤深。而立之後，在王文端相國家中任幕僚，其間得以飽覽珍秘，於是刻意揣摹臨寫，受益匪淺。從伊秉綬遺世的漢碑臨作款識中可以了解到，他在40歲前曾廣泛地臨習過《裴岑》、《韓仁》、《尹宙》、《孔宙》、《乙瑛》、《衡方》、《張遷》等碑，但這些臨摹作品與原碑字形結構出入甚大，他的那種富有裝飾性的隸書風格，大約初成於這個時期。由此可見，伊氏對漢碑的學習，隻是從獲取樸茂簡遠的藝術效果的角度出發，對它們進行領略性地吸收把握，將此作為一種汲取金石氣的手段罷了。在40歲後的數十年間，伊秉綬仕途坎坷，這反而促使他沉下心來致力於書法的研究。50歲以後，伊氏生活在當時人文薈萃的揚州，與“揚州八怪”交誼甚厚，其間常常相互切磋。至此，書藝大成。伊秉綬的隸書氣勢磅礴，個性強烈。字形結構往往扁、方兼用，所有筆畫皆概括成直線、彎孤和圓點三種形態，洗練簡潔，又常常四角撐滿，極富張力。觀其書，表麵上不似某家某碑，如橫空而出，無所依傍，一切都顯得那麼平淡無奇；然卻最得漢碑博大雄厚之妙。傳世作品有《五字橫幅》、《變化氣質聯》、《由來意氣合聯》、《魏舒傳語軸》、《三千餘年上下古聯》等。
伊秉綬的行草書成就也很高。其行草結字時雜篆、楷人之，明顯受顏氏《裴將軍詩》等帖的影響；而章法上，行間寬綽，字不相連等特點，又體現出其早年師從劉墉的一麵。總之，伊秉綬的行草能兼收博取，自抒新意，給人一種超凡脫俗的感受。
乾、嘉期間，從事篆、隸研究、創作的書家，人才濟濟，數倍於前。除以上諸家外，還有“西泠八家”中的丁敬、黃易、陳鴻壽、趙之琛，“揚州八怪”中的高風翰、楊法，研究文字學的錢坫、洪亮吉、孫星衍等。他們雖在篆、隸的筆墨技巧、風格取向等方麵，沒有取得突破性的進展，但於理論和實踐上的參與，對繁榮和提高篆、隸書水平，促進碑派書法的全麵發展，還是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