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二朝為清代書法的中期。這個階段的書法發展，是以帖學、碑學並駕齊驅的局麵為表現特征的。
一方麵，進入乾隆朝以後，清代政權發展到了它的鼎盛時期，這是一個內外安定的時代。乾隆在位60年，重視文化事業的建設，組織編纂了多種大型書籍，其中包括數量達78731卷的《四庫全書》；還將內府收藏的名跡，摹勤成堪與《淳化閣帖》媲美的《三希堂法帖》。此外，乾隆本人擅長書法，尤推重元人趙孟煩。受其影響，清代的帖學書法在乾隆中期發展到了它的高潮，湧現出劉墉、梁同書、王文治、翁方綱、永理、鐵保等一批書法名家。此後，帖學書法便漸趨衰落。
另一方麵，乾、嘉兩朝統治者屢興文字獄，士人恐片言招禍，不敢有所述作，便將精力集中在經史考證與詮釋上，所謂“樸學”既興，即藉金石文字以為證經訂史的工具。隨著各地金石出土日多，摹拓流傳益廣，出現了一批注重從金石碑刻中汲取營養的書法家。關於清代碑學書法發展的脈絡，丁文雋《書法精論》雲：“鄭燮、金農發其機，阮元導其流，鄧石如揚其波，包世臣、康有為助其瀾。”其中鄭燮、金農、鄧石如，皆為乾、嘉朝人。而代表阮元貶帖尊碑觀點的《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則是一個劃時代的論著，它將以往關於書法價值和審美觀念顛倒過來，標誌著碑學理論的確立。中期帖學“四大家”
乾、嘉兩朝是清代帖學書法的盛極時期，在審美取向上獲得突破性的發展，一改入清以來以董、趙書風為宗的單一局麵。這時期不僅有以劉墉、梁同書、王文治、翁方綱為代表的帖學四大家，而且還出現了書風穩健渾厚的梁、骨力雄強的錢灃、婉轉流美的永理、氣息平和的鐵保、宕逸恣肆的姚鼐等一大批書家。乾、嘉以後，帖學書法日趨漸單調乏味，尤其是“館閣體”的盛行，更導致它每況愈下，並且還留下了惡劣的風氣。
劉墉(1719～1804)，字崇如，號石庵、香岩、日觀峰道人等，山東諸城人。乾隆十六年(1751)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曆任安徽學政、江蘇學政、太原知府、冀寧道台，以失察革職發往軍台。釋還後授江寧知府，遷江西鹽驛道、陝西按察使。四十七年後曆任左都禦史、工部尚書、吏部尚書等職。嘉慶即位後任體仁閣大學士、加太子少保、提領文淵閣事。卒諡文清。
劉墉的書法，初從趙孟、董其昌入手。早年所作“珠圓玉潤”，“如美女簪花”。即便如此，與當時學趙、董者，往往流於圓熟軟媚也頗有區分。中年以後，出入各家，臨帖不求形似，意與古人精神相契合，一變趙、董之靈俏為渾樸，兼攙顏字之雄闊、蘇字之爛漫、《瘞鶴銘》之曠逸，終而自成一家麵目。劉墉的書法以豐腴渾厚的點畫、平淡舒緩的用筆和雍穆華麗的墨韻，表現了一個朝廷重臣所特有的儒雅氣質和廟堂氣度。乍觀其書，拙笨肥重，全無法度；然反複尋味，卻覺筋絡分明，如棉裏裹鐵，內含剛勁，且能舉重若輕，化古妙用而又無跡可求。徐琦《清稗類鈔》評日：“世之談書法者，輒謂其肉多骨少。不知其書之佳妙，正在精華蘊蓄，勁氣內斂。殆如渾然太極，包羅萬有，人莫測其高深耳!”是故，康有為推崇劉墉為本朝帖學之集大成者。傳世代表作有《蘇軾秋陽賦》、《蘇軾遠景樓記軸》、《臨米芾詩帖》、《桑林伐鼓酒如川詩軸》等。
梁同書(1723～1815)，字元穎，號山舟、不翁、新吾長翁等，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大學士梁詩正之子。乾隆十七年(1752)進士，授翰林院侍講，晚年加侍講學士銜。
梁同書於書法，精力過人，90歲時能作蠅頭小楷。擅長行草，出入董、米、柳、顏。所作行草，點畫圓潤飽滿，運筆流轉純熟，書風俊邁灑脫，不加修飾而自有一種娟秀之態。其書不足之處在於，技巧完備有餘，自家風範不足。代表作有《贈鬆波姻長兄散文軸》、《苕溪漁隱叢話軸》等。
王文冶(1730～1802)，字禹卿，號夢樓，江蘇丹徒(今鎮江市)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探花，二十八年授翰林侍讀，一年後任雲南臨安府知府，三十二年因下屬失職被罷官。後接掌杭州崇文書院，自命為“西湖長”。
王文冶擅長詩文，精於音律，篤信佛教，精研釋典。他的書法以行書最為擅長，堪與劉墉並肩，世稱“濃墨宰相，淡墨探花”。其行書初學米元章、董香光，後直法二王，兼學張即之、李北海，每以側媚取勢且非常注重用墨技巧。與劉墉喜用濃墨相反，王文治善用淡墨，借以表現蕭疏秀逸之神韻。對他的書法，曆來褒貶不一，褒者譽之“秀逸天成”、“風流倜儻”；貶者謂之“女郎書”、“終不莊重耳”。傳世作品有《快雪堂偶然書冊》、《剪水山房詩序》。
翁方綱(1733～1818)，字正三，號覃溪、蘇齋，北京大興人。乾隆十七年(1752)進士，選翰林院庶吉人。再授編修，曆任《四庫全書》纂修官，內閣學士。
翁方綱擅長楷書、行草，偶作隸書。他的楷書初由顏字入手，後學歐、虞，一生於歐《化度寺碑》臨習不輟。而行草書則於米、董處得益最多。且能嚴守前人法度，結體穩健，筆沉墨重。不過，翁方綱的書法總體風格偏於拘謹狹窄，有稍遜從容大度和筆墨趣味之遺憾。傳世作品有《隸行二體書軸》、《錄蘇軾論書跋語》、《行書軸》等。
除書法外，翁方綱還是一位金石研究方麵的權威，所到之處竭力搜訪碑版石刻，撰有《兩漢金石記》、《粵東金石略》等金石學名著。
清代的金石文字學
乾、嘉兩朝不僅是帖學書法的盛極時期，也是清代學術的全盛時期。這裏所說的學術，主要指考據學方麵。考據學亦稱之為樸學，是一門包括經典校勘、辨偽、史料搜補、文字訓詁的專門學問。乾、嘉朝考據學的主要學派為乾嘉學派，它的代表人物有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按治學方法的不同，他們又可分為兩派：一派是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擅長從研究古文字人手，重視音訓，以求經義；另一派是以戴震為代表的皖派，擅長“三禮”，即《周禮》、《儀禮》、《禮記》，尤精小學，治學從文字、音韻入手，了解和判斷經學的含義，以獨斷與精辟著稱。
考據學的突出成就是小學，即文字學。文字學的研究是以《說文》為中心而展開的。清一代研究《說文解字》的有200餘人，其中在專題探討方麵作出貢獻的有50人左右，卓然成為大家的有4人，即段玉裁、桂馥、朱駿聲和王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