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書壇，延續著晚明革新的潮流，並基本上由明降臣和明遺民繼續保持和傳承。王鐸、傅山無疑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者，他們與張瑞圖、黃道周、倪元璐等波瀾相沿，以強烈的個性抒發，創造出了大量驚世駭俗的巨製佳作。然而，這種帶有自由和叛逆色彩的追求與清初政治的需要顯然是很不和諧，因此隨著清政權的逐步穩固和思想文化控製的日益加強，尤其到康熙以後，這種狂放不羈的個性書風逐漸趨於泯滅。
倒是明末集帖學大成的董其昌，因康熙皇帝的推重，反而成為清一代大放光彩、炙手可熱的人物。一時朝野上下趨之若鶩，以承帝意，並最終導致以董氏為宗的帖學書法走上了館閣體的道路，變為幹祿的工具而式微。
與此同時，由顧炎武開創，朱彝尊、黃易等人發展的考據學，作為經史校勘的補助，使殘存於各地的金石碑文日益受到學者、書家的重視，並得到大規模的搜訪和發掘，從而揭開了清代碑學書法理論和實踐的序幕。
王鐸與清初書法
王鐸(1592～1652)，字覺斯，號嵩樵、十樵、石樵、煙潭漁叟等，河南孟津人。明天啟二年(1622)進士，崇禎十七年(1644)授禮部尚書，清順治二年(1645)降清後，官至禮部尚書，掌管弘文院事，後任太宗實錄副總裁並加太子太保。
王鐸博古好學，工詩文、書畫。山水宗荊浩、關仝，所作丘壑，皴擦不多，沈沈豐尉，氣勢偉峻。其蘭竹梅石則瀟灑逸致有象外之意。
王鐸是明末清初書壇革新派的中堅人物。他自幼學書，由《聖教序》入手，在此基礎上，廣采博收，尤對“二王”流派情有獨鍾，曾雲：“《淳化》、《聖教》、《褚蘭亭》，予寢處焉!”(王鐸之宋榻《聖教序》跋)。從天啟中到崇禎初，王鐸供奉翰林院，內府收藏得以飽覽，他不僅能看到《淳化閣帖》的多種善體，還能看到大量的宋元名跡。經過長年累月的研究、臨習，對魏晉書法，尤其是二王法書，王鐸甚至可以做到“如燈取影，不失毫發”的地步。然也就在此期間，他又忽然發現，最得二王精神的是宋人米芾。在跋米書《吳江舟中詩卷》中，王鐸說：“米芾書本羲、獻，縱橫飄忽，飛仙哉!深得《蘭亭》法不規規摹擬，予為焚香寢臥其下。”從此，他選擇了米字作為自己深入傳統的切入點和樹立個人風格的突破口，借以直窺二王堂奧。在師法米書的過程中，王鐸將自己領悟到的米芾“不規規摹擬”之精神，付諸於一種創造性的努力，把米書以“刷”字為特征的用筆納入到自家中鋒絞轉之中，以墨的流動與漲瀋來製造點線與墨塊的對比，縱而能斂，勢若不盡。崇禎末年，50多歲的王鐸，書風已逐漸走向成熟。這也印證了他的好友黃道周的預言：“行草近推王覺斯，覺斯方盛年，看其五十白化，如欲骨力嶙峋，筋肉輔茂，俯仰操縱，俱不由人。”(黃道周《書品論》)晚年的王鐸，其書已臻爐火純青的境界。一方麵，他雖居清廷高位，但實際上並未取得信任和重用，其鬱悶的心情可想而知，惟寄情翰墨，聊以自慰；另一方麵，王鐸的一生從未間斷過對古代書跡的臨習，尤其到晚年，更是“一日臨帖，一日應請索”，如此孜孜不倦，終身以求。
在王鐸所能的各體書中，以行書、草書最為世人矚目。從他的行書作品中，雖可明顯地看出竭力擺脫米書影響的努力，但那種沉著痛快的氣勢、欹側跳宕的結構以及筆畫粗細對比的程度，又使人深深地感受到米芾的胎息。倒是他的巨幅草書立軸和長卷，如《自作五律詩》等作品，以濃重焦渴之墨、風卷殘雲之筆，以圓轉貫其氣，以折鋒剛其勢；或遲澀與流暢相輔相成，或爽利與渾厚融為一體，骨力既重，風神自生，具有超強的藝術感染力。
王鐸是位高產書家，作品留傳甚多，除大量墨跡外，尚有《擬山圓帖》、《琅華館帖》及《柏香帖》等刻帖傳世。代表作有《五言古詩軸》、《思台州詩軸》、《臨王筠寒凝帖軸》、《憶遊中條語軸》、《自書詩軸》、《臨豹奴帖軸》、《杜甫律詩卷》、《寄金陵天目僧詩軸》、《孟津殘稿》、《石湖詩軸》等。
由明降清的大臣，除王鐸外，還有錢謙益、孫承澤、吳偉業、周亮工、龔鼎孳、戴明說等人，他們在加入清政權的同時，也把漢族文化和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趣介紹給了清廷統治者，並影響了他們對漢文化的興趣和熱愛。因而，從客觀上看，這批降臣所傳播的漢族文明，起到了促進中華民族大融合的積極作用。
傅山與清初書法
傅山(1607～1684)，初名鼎臣，字青竹；後改名山，字青主，號丹崖翁、傅道人、真山，大笑下士等，陽曲(今山西太原)人。青主自幼聰穎過人，過目成誦。然在明朝卻未考取任何功名。明亡後，著朱衣，居土穴養母。康熙十八年(1679)被舉薦“博學鴻儒”科，卻借口病重，堅持不赴。有司無奈，隻好將之硬抬去京，至京堅臥城西古寺，以死拒不應試。遂回故裏，埋首著述，78歲而終。
傅山為人耿介，氣節過人。他是清初最為著名的學者之一，博通經史諸子和佛道之學，並時有新義闡發，開清代子學研究之風氣；亦善書畫、篆刻。此外，傅山還精通醫術，尤善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