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照(1691～1745)，初名默，字得天，號涇南、天瓶齋、南華山人等。華亭(今上海鬆江)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進士，直南書房，內閣學士，刑部左侍郎。後因失職罪奪職下獄。雍正十一年(1733)官刑部尚書。十三年為撫定苗疆大臣，因反改土歸流，被革職。乾隆七年(1742)，複任刑部尚書。諡文敏。
張照書法，遠師顏、米，近接趙、董，尤得力於董；師之化之，最終跳出董氏門庭，自成一體，形成天骨開張，氣魄深厚的格局。《聖祖禦製詩》雲：“書有米之雄，而無米之略，複有董之整，而無董之弱。羲之後一人，舍照誰能若。即今觀其跡，宛似成於昨，精神貫注深，非人所能學。”趙、董死後均諡文敏，張照身後，也諡“文敏”；更有甚者，乾隆的禦書匾額和書畫題跋多由張氏代筆，其在帝王心目中地位之高，由此可見。張照的傳世書體多以行楷和行草為主，有《鵲橋仙詞》、《行書詩稿》等。
碑學書法的發端
清初書法另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金石碑學在此際初露端倪。一方麵，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漢族知識分子，在武裝反清複明失敗的大勢下，潛心學術，繼以維護漢文化的正統地位；另一方麵，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獄不斷，尤其是雍正帝采取嚴酷的獨裁統治，壓迫漢族知識分子，實行禁書並大興文字獄，迫使漢人學士的治學方向轉移到考據學方麵。考據學的興起，帶動了文字學、金石學的發展。清初，在顧炎武、閻若璩、朱彝尊、黃宗羲等學者影響下所出現的金石學研究及訪碑風氣，也波及書法界，受金石搜訪和發掘的刺激，碑碣類文字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一時激起了很多書家對隸篆研究、學習的濃厚興趣，碑學運動由此揭開序幕。碑學書法的發端是從以鄭簋為代表的隸書家首先開始，並由隸到篆而逐步展開的。
鄭簋(1622～1693)，字汝器，號穀口、穀口農，上元(今南京)人。以行醫為業，康熙十五年(1676)到北京行醫，朱彝尊贈以長歌。二十年在南京與王概、王蓍補得《天發神讖碑》30字，著《天花神讖碑補考》。
鄭簋一生致力於隸書的研究和實踐。其隸書初從明人宋玨入手，學了20年，深感“日就支離，去古漸遠。深悔從前不求原本，乃學漢碑，始知樸而自古，拙而自奇”(張在辛《隸法瑣言》)。於是，康熙初年，鄭簋北上山東、河北一帶尋訪古刻，摹拓漢碑，“沉酣其中者三十餘年，溯流窮源，久而久之，自得真古拙、趄奇怪之妙。”(《隸法瑣言》)
元、明書家包括清初王時敏、傅山等人的隸書，幾乎都以唐人為法，用筆平直古板，結字平正均勻且喜尋奇覓怪，帶有很強的楷法特征。鄭簋的隸書則一掃前人舊習，字形結構依據漢隸，用筆兼雜草法，綺麗飄逸又不失高古沉穆，以一種推陳出新的風貌出現在清初書法，發清一代碑學運動之先聲。傳世作品有《賀鑄浣溪紗詞軸》、《韓愈詩軸》、《劍南詩軸》等。
萬經(1659～1741)，字授一，號九沙，浙江鄞縣(今寧波)人。康熙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視學黔中因事罷歸，後召舉博學鴻儒及薦修《三禮》，皆以老不赴。
萬經擅長隸書，得漢碑古樸渾穆之氣，錢林《文獻徵存錄》評其書曰：“經善隸書，得鄭穀口之妙。”有《七言詩軸》等作品傳世。除書法實踐外，萬經還著有《分隸偶存》二卷，這部書不僅輯錄了漢代以來各家書論中有關隸書和八分的記述，而且還將漢、唐隸書的特點予以總結對比，對當時隸書的學習和研究，有很高的理論價值。
王澍(1668～1743)，字若林、若霖、林，號虛舟、竹雲、二泉寓客，江蘇金壇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六十年考選戶科給事中，又以工書法而充《五經》篆文館總裁官。累遷吏部員外郎，後因葬親乞假歸。
王澍通鑒古，工書法。楷書法歐陽洵，篆書法李斯、李陽冰，為清代以篆書知名的第一位書家。《清史》列傳雲：“論者謂其書在米芾、黃伯思、顧從義三家之上。”他的篆書基本保留“二李”篆法的特征，結字嚴謹工整，分布均勻對稱，在圓潤婉轉的基礎上，又綜合地運用平、斜直線，產生方形、三角形空間作呼應，故其篆書尤顯清勁爽利。傳世作品有《酒德頌》、《謙卦篆辭軸》、《漢尚方鏡銘》等。
另外，王澍在書法理論上，也頗有建樹。其論多抑帖揚碑，斥清初崇董風氣為“董家惡習”，提倡學書應從篆、隸入手，這對乾隆以後的許多書家持有篆隸為本的思想，起了一個重要的先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