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書道觀上，傅山力倡真率，崇尚古樸；注重人格，反對奴氣。曾痛斥趙孟書法軟美淺俗，“如徐偃王之無骨”，並對董其昌也一概予以否定。針對當時趙、董書風的盛行狀況，他提出“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直率毋安排”(傅山《作字示兒孫》)的“四寧四毋”主張，力挽“臨池既倒之狂瀾”。
明末清初，大批亡明遺民屈服於滿清統治。傅山是學問誌節被奉為國初第一流的人物，在他看來，這種行為簡直是“巧滑輕媚”之極。他之所以不遺餘力地抨擊趙孟等人，顯然不僅僅是一個純個人藝術見解的問題，而是隱含著更為深刻、強烈的民族思想成分於其中。在清初四帝的全盛時期，統治未曾鬆弛，種種反清的思想，未能表麵化，加之四帝喜好帖學，推重董、趙，無人敢於異辭。所以，傅山的書學主張雖在清初提出，卻到嘉、道以後，才異時而起，並終彙成晚清書學思想之巨流。
有關傅山的書學淵源，他自己曾說：“吾八九歲即臨元常，不似。少長，如《黃庭》、《曹娥》、《樂毅論》、《東方讚》、《十三行洛神》下及《破邪論》，無所不臨，而無一近似者，最後寫魯公《家廟》，略得其支離，又溯而臨《爭座》，頗欲似之。又進而臨《蘭亭》，雖不得其神情，漸欲知此技之大概矣。”(傅山《家訓》)如此看來，傅山天性豪邁，於法度嚴謹一路難於格入。可以說，對傳統的把握，他遠不如王鐸那樣精細深入，他隻是在掌握書法的一般技法規則後，便放棄了對傳統的依賴，完全靠出以己意的創造而形成自家的麵貌。傅山書法中所表現出的放縱遵邁用筆、宕逸渾圓結字以及滿紙龍蛇章法，充分地體現了他那倔強、耿直、狂放不羈的人格魅力。所以，在某種程度又可以說，傅山的書法是以強烈的人格感召力、橫掃千軍的氣勢和過人的才氣，掩蓋了自己在技法上的不足。
傅山的書法成就主要體現在行草書上。他的行草不以法行而由意運，不是溫柔地委曲心誌，而是激昂地直泄憤懷；在疾速的運筆過程中，大量地省去了折筆和提按動作，字與字之間相互連屬，相互咬合，亦吐亦吞，彼此難分，使人置身於欲醒還醉，似夢非夢境界之中。傳世作品有《草書軸》、《七言絕句詩》、《青羊庵七絕詩軸》、《草書詩軸》等。
在封建改製的進程中，改朝換代本是一種不可違背的曆史規律，但對於深受儒家正統思想教育的、有氣節的漢族知識分子來說，如果是來自異族的統治，這個現實無疑是讓他們無法接受的。在這種狀況下，他們或選擇隱居山林市井之中，或出家人道於世塵之外，這些遺民們往往具有孤峭磊落的人格，日以詩文書畫等藝術手段來慰藉自己情感上的孤獨和無奈。明末遺民書家中，除傅山外，還有陳洪綬、萬壽祺、昌襄、歸莊、查士標、龔賢、宋曹、許友、石濤、朱耷(行草《手劄十三通冊之一》等人，他們基本上都有紮實的傳統基礎，但大多不願為法度所限，力求自我個性的強化和發揮，因而麵目各異而各具特色。這些遺民書家的客觀參與，為清初書壇的繁榮，做出了功不可沒的貢獻。
董其昌書風的影響
康熙以後，天下一統，四海升平；政治加強，社會安定。以王鐸、傅山為代表的個性派書風，逐漸淡出書壇，取而代之的是董其昌書風和學董之勢蔓延朝野上下。當然，這與康熙帝推崇董書以及他自己身體力行的作用不無關係。
康熙(1654～1722)，名玄燁，8歲即位，16歲親政，在位61年。他重視文化建設，實行科舉製，積極選用漢人並組織編纂了《明史》、《古今圖書集成》、《全唐詩》、《佩文韻府》、《康熙字典》等大型圖書。同時，康熙並不忽略漢人的反抗，對於抱有反清思想的知識分子，施行文字獄，以圖控製言論。
康熙本人喜好書法並以專學董書的沈荃為師，受沈氏影響，極力推崇董其昌書藝。上行下效，書法依傍董其昌者，不僅在科舉考時被錄取的機會較大，而且在仕途上也比他人更為順暢。在這種急功近利作用充分體現的背景下，書法藝術難免不走向甜俗妍媚、千篇一式的極端。因而，其藝術品質也由此被蕩滌殆盡。清乾隆以後的“館閣體”就是典型的例子，“館閣體”又稱“幹祿書”、“院體”，與明代的“台閣體”異名而同質。狹義地講，專指用於科舉考試或館閣筆翰的小楷書冊，追求“烏、方、光”，千人一麵，狀如算子，毫無生氣變化可言；廣義地說，則不限於小楷，上至天子親王，中及名公大臣，下逮科舉士子，大凡缺乏個性，“平、板、圓、勻”的行楷帖學書體，皆可歸於“館閣體”之屬。“館閣體”固然缺乏個性和生動的變化，但它所蘊涵的雍容、平和的氣局，則不能簡單地予以全盤否定。在它形成初期，也出現了一批優秀的書法家，如清初的沈荃、陳奕禧，康熙時代並稱四大家的笪重光、薑宸英、汪士鉉、何焯以及康、乾間的張照、汪由敦等。
沈荃是明初著名書家沈粲的後人，善學同鄉前輩董其昌的書法，又是康熙的老師，在當時書名很大；陳奕禧學董書，幾能亂真，但專取姿致，妍媚而腕弱；笪重光雖說是宗法蘇、米，但其書也頗有董氏身影；薑宸英學習米、董之法，晚年書法多有董書遺韻；汪士學趙、褚，以瘦勁疏朗見長，康熙稱之為國朝第一；何焯以蠅頭小楷而名世，所作行草依然不脫董法；汪由敦學董、趙、褚，自成清勁圓潤的格局；至於張照，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評曰：“國朝之帖學，薈萃於得天(張照)、石庵(劉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