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遂以善草而名重當時。袁宏道《識篆書金剛經後》雲：“仲珩草書為當代第一。”在學書的道路上，宋王遂無疑是睿智的，雖學康裏氏，卻不躡故步，不主故常，既能得之形神，又能在此之上加以拓展，融康裏氏用筆、體勢之妙與旭、素豪邁俊放之勢於一體，以至“直可淩跨鮮於、康裏，使趙公見之，必有起予之歎”(方孝孺《題宋舍人草書千字文後》)。傳世草書作品有《敬覆帖》等。
宋王遂的篆書，在當時的評價亦很高。方孝孺《題宋舍人篆書》雲：“金華宋君仲珩，病古學不振，學大、小篆，匪二李不師，其用心甚久，故所作逼真。”解縉亦稱其小篆為“國朝第一”。遺憾的是，宋王遂無篆書作品傳世。
宋廣，生卒年不詳，活動於洪武年間，字昌裔，號水外史、東海漁者、桐柏山人等，河南南陽人。
宋廣擅長草書，宗法張旭、懷素，最終形成以圓轉回環的線條纏繞成篇而少有方折的個人麵貌。從其傳世草書作品《風入鬆詞軸》、《太白酒歌軸》等看，點畫縱橫開合，體態翩翩，富有氣勢。惟用筆多平實圓婉，少峻峭頓挫，似乎過於流暢而失之軟弱流滑。與宋克、宋王遂相比，不僅在個性上遜色於人，而且在氣息上也缺乏古意。是故，祝允明在《書述》中評論宋克、宋廣二人書法時說：“二宋在國初，故當最勝，昌裔熟媚，猶亞於克。”陶宗儀《書史會要》亦雲：“惜乎(宋廣)常作十數字相聯不斷，非古法耳。”陳壁，生卒年不詳，字文東，號穀陽生，華亭(今上海鬆江)人。洪武間秀才，官解州判官，後調湖廣。工書法，與“三宋”齊名。
陳壁的書法曾得宋克指授，其正書上追歐陽洵，行草漸逼王大令，章草有古意，篆書亦人格。在他所能的諸體中，造詣最高的，首推草書，《續書史會要》稱其“用筆俱從懷素《自敘帖》流出”。傳世草書作品《臨張旭秋深帖》、《五言古詩軸》等，用筆近似宋克，而結字、章法、氣勢則更多旭、素風範。同“三宋”中的宋廣相比，其草書水準應廣之上，宋廣以熟練流動見長，陳壁不僅具備這些，而且他的作品中所滲透的剛健筆力、飛揚神采也是宋廣所望之莫及的。
“二沈”與“台閣體”書法
同曆代大多數君王一樣，明代帝王也都喜愛翰墨一藝，並且很重視推廣書法藝術。尤其到明成祖朱棣即位後，更是詔示四方善書之士以寫外製，又詔簡其中突出者於翰林寫內製，凡寫內製者，皆授中書舍人之職。這本是統治者設置官製、弘揚書藝之善舉，然這些中書舍人們為投帝王所好，以博其歡心，遂逐漸形成了一種工整呆板、一字萬同、千人一麵的書風，後人稱之為“台閣體”，這種“台閣體”書風的流行實乃書法藝術的一大厄運。當然，在此體初成之時，也不乏優秀的書家，如上文提到的宋王遂以及下麵要談到的沈度、沈粲兄弟和解縉等人。
沈度(1357～1434)，字民則，號自樂，華亭(今上海鬆江)人。性敦實，少力學，博經史，為文章絕去浮靡。成祖即位，詔簡能書者入翰林，給廩祿，度得以中選。其時解縉、胡廣等皆在內閣工書，而沈度最為成祖寵愛，凡金片玉冊等必命其書，名出諸士之右，遂由翰林典籍擢檢討，曆修撰，遷侍講學士，官位顯赫。
沈粲(1379～1453)，字民望，號簡庵，華亭(今上海鬆江)人。沈度弟，與其兄並稱“二沈先生”、“大小學士”。自翰林待詔遷中書舍人，擢為侍讀，進階大理寺少卿。
沈度、沈粲兄弟於書藝齊頭並進，名振明初百年而不衰。分析其中原因，兩個方麵使之然。一，“二沈”兄弟的書法備受明初幾代帝王的喜愛。李紹文《皇明世說新語》曰：“太宗征善書者試而官之，最喜雲間二沈學士，尤重度書，每稱曰‘我朝王羲之’。”王世貞《藝苑後言》亦雲：“宣宗書出沈華亭兄弟，而能於圓熟之外，以遒勁發之。”孝宗則雲：“酷愛沈度筆跡，日臨百字以自課，又令左右侍書之。”二，“二沈”之間互謙互讓。因得同時顯貴。沈津《吏隱錄》雲：“沈度嚐言於上，雲：‘臣有弟粲，其書勝臣。’遂亦被征用。”顯然，沈度的自謙才使其弟有著日後揚名的機遇；而沈粲也是事兄有禮，凡上有所賜，輒歸於兄。此外，兄弟二人在書法上又各守一端，互不逞強，進而相得益彰。陸深《題所書後赤壁賦》雲：“民則不作行草，而民望時習楷法，不欲兄弟間爭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