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係書法中早期的作品如《孟薑簋》、《害夫叔簋》、《黃韋俞父盤》、《曾子鼎》、《曾伯象篁》等器銘都是在沿襲西周書法傳統的過程中稍有變化。這一係中的上都二器特別值得注意，即《上都公矛攵人簋》和《都公平侯鼎》，二器為父子作器，時間相接，風格相類，雖不能確指為同出一人之手，但一脈相傳似無疑議。二器風格雖相類，不過自有拙巧之別，《上都公矛攵人簋》以拙勝，《都公平侯鼎》以巧出，前一器如“都”字如“醜”字乃拙中之巧，後一器中如“侯”字如“作”字乃巧中之拙。二器書法不極力固守成法，也不亟於變法圖新，章法天成，不執不失，一派從容自得之氣。
晉係、燕係的金文不多。有之，也因時代稍晚無所謂正體可言。齊係以魯國《魯大司徒匝》、《魯大司徒鼎》為代表，是一件春秋早期的佳作，結勢寬博、筆致圓暢，西周書法的典型猶存。其中“壽”字上部的結構處理，已透出東周時代齊係字法的標誌性特點。魯國的《魯伯高鬲》、紀國的《己其伯子簋》、杞國的《杞伯敏亡簋》、費國的《費敏父鼎》、薛國的《薛侯盤》等都能略傳正體，氣息較《魯大司徒》生硬而卑弱。在齊係中有一件春秋時的銅器不能忽略，那就是薛國的《薛仲赤簋》。此器字法結體端正平實，但是出自鑿刻，氣息較西周大篆已相去很遠，變綿勁腴潤而為清剛爽捷。此器在表現手段上對於西周書法傳統的解構，與以楚國為先鋒的裝飾書風在字體上對西周傳統的解構，內呼外應。西周書法傳統在春秋戰國時代的最終銳變，已成定局。
這樣鑿刻的題銘，以此器為開端，經齊景公時的《公孫熹壺》及楚國的《楚王今酉於心鼎》等，至戰國晚期已蔚然成風，以刀代筆、逸興草草，尤其在兵器刻款中斯風籍甚。刻款金文雖以潦草的書體為多，其中也不乏工致精美、平實端嚴之作。如吳越兵器中的鳥蟲書體、中山王三器以及楚國的《王命傳》、《集箭鼎》等，都是風格鮮明，不可多得、不可替代的傑作。
三晉韓、趙、魏兵器，也有其共同的特色，多著工師、冶等督造者之名，鑿刻也多用短畫直刀。三國器又稍有區別，除文辭體例不同外，書法風格也略有不同。趙兵器以直畫鑿刻為多，挺直而尖硬；魏國兵器則略圓轉；韓兵則以哀侯二年(前375)滅鄭，徙都並改號為鄭時所作者為平實簡約，常著“鄭武庫”等字。其《六年格氏令戈》結構橫向伸展，曲直互用，線質挺健而富有彈性，但《三年修餘令戈》、《四年修餘令戈》等脫略形骸，已是一片狼藉了。
燕國兵器多為燕王督造，兵器種類頗多。書法外廓簡潔方整，內部時以疏密變化與曲直變化騰挪出生動的空間，章法中行氣承接整齊，如《郾王戈》。其有記年者很少，《九年將軍張二月戈》，燕下都第22號遺址同出二款，為同年同一人督造，字體稍別，鬆動圓曲的筆致增多，章法也自由錯落開來。
齊國兵器特點突出。一以地名如“平阿左”、“昌城右”。一以人名，後常附“造”字，如“陳侯因谘造戈”、“陳餘造戈”等，文辭簡潔，字體較三晉兵器端正平實得多。
秦國兵器中以《鞅之造戈》為最端正，已略具小篆意味，是兵器的正體。可惜鮮有繼承者，惟《二年寺工龍言戈》為近。至於《十六年大良庶長鞅之造矛》就已經散漫不經，屬於俗體了，這應是秦隸的一個源頭。以後的四年、五年《相邦呂不韋戈》、《十三年相邦義造戈》、十四年、廿一年《相邦冉造戈》、《廿五年上郡守厝造戈》、《四十年上郡守起戈》等，字體與秦始皇時期的詔版、權量銘的風格已經相差不多，此類風格已經預示著書法將要迎來一個新的時代了。
盟書與古文蝌蚪
手書墨跡早在殷商時代就出現在甲骨玉石之上。此後雖偶有發現，但畢竟數量太少，又太零散，還構不成一個完整的書體風貌，隻能透露出一些早期關於筆墨的消息，因此是從屬於當時的甲骨金文書法的。但是到了春秋晚期，手書墨跡就已經開始大規模運用了。至戰國時代，手書墨跡日益普遍，並逐漸成為這一時代主導的書法形式。
目前發現的手書墨跡以晉係的侯馬盟書和溫縣盟書為最早。
侯馬盟書盟書，又稱載書，《周禮·司盟》曰：“司盟，掌盟載之法。”鄭注：“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盟誓是春秋時代各諸侯國之間或諸侯國內部之間經常舉行的一種活動。如《周禮》所述，這種活動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將盟誓之辭一式抄錄兩份，其一藏於盟府存檔，一份隨牲埋入地下，以取信於鬼神。盟誓各方通過這一活動以期彼此有所約束。
《侯馬盟書》是指1965年在山西省侯馬市秦村(即晉都新田遺址)出土的大批盟書墨跡，學者們考證為晉定公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前497—前489)晉世卿趙簡子(即趙鞅、趙孟)與卿大夫之間的盟誓約信文書。
盟誓文辭用毛筆直接書寫在圭形的石或玉片上，其中也有少量璜形玉片，總數多達5000餘枚。由於長期埋於地下，經泥土侵蝕，很多文字都已褪色，模糊難辨，其字跡清晰可辨者僅600餘片。這批盟書以朱書為多，少部分為墨書。從內容來看，朱書可分“宗孟類”、“委質類”、“納室類”；墨書可分“詛咒類”、“卜筮類”。
這樣大批的手書墨跡，並非出自一人之手，因此有通篇的工整與草率、結勢的方圓與闊狹之別。不過，在總體風格意象和筆法上還是基本統一的。這批墨跡的發現，為中國書法史上的古文蝌蚪之體提供了最本原、最真實、也最鮮活生動的標本。盟書的筆法，在起筆處常常是垂直落下，形成頓筆，然後水平方向運行並漸提，至收筆處有很好的一個回旋收起的動作。這已經是一套很完善很有表現力的筆法程式。起落處的重頓，飽滿厚重，尾部回旋勁收，使得點畫狀如蝌蚪，古文蝌蚪之名也就是漢晉人依據此類書法得名的。這種獨特的筆法是對商周手書墨跡筆法的繼承和發展，是從無意識的書寫狀態中自覺建立起來的一套貫徹始終的完整筆法。這種筆法在以後其他係域的手書墨跡中也有所運用，但仍以晉係為典型，這種筆法甚至在晉係的金文如《智君子》中也有所表現。
盟書是實用性的書法遺跡，反映的是當時真實的書寫狀態。實用性的書法，以簡捷適用為目的，在不假思索的快速揮運中首先要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筆畫承接次序，這就是筆順。在以刻鑄為主要手段的商周書法中，筆順也許是不需要嚴格規定的，但在大量直接書寫的墨跡中，筆順顯得十分的重要和必要。筆順的規定，把時間性因素賦予書法，也賦予書法以鮮明的節奏。點畫的起止揮運就不再是孤立的了，乍起乍落，乍行乍止，承接縈帶，隨勢生形，這是以空間建構為主導的金文正體所不具備的一個新的內容。
快速的、實用的書寫，會改變原有字形規範的結構方式，造就出更加豐富多變的結構樣態和空間形狀，這是解構舊有的字體規範，促進產生新的書體的一個直接動因。
不假思索地快速書寫，絕去雕飾，一派天真，在快速的書寫運動中去往複建構，並最終成就一片境界。這需要一種敏感，書法中這種可貴的敏感不是在刻意的雕琢中誕生的，隻能是在極其放鬆的自由揮灑中表現出來。春秋戰國時期手書墨跡的廣泛運用，已經為以後的翰墨之道開始了技術性的準備和敏感性的培植。
溫縣盟書1980～1982年間在河南溫縣武德鎮西張計村的晉國遺址上出土了4580餘片盟書，這是繼侯馬盟書後又一重大的考古發現。年代與侯馬盟書相近，為晉定公十五年(前497)，主盟者為晉國六卿之一的韓簡子。
溫縣盟書均為墨書，也是出自多人之手。與侯馬盟書同為古文蝌蚪體，但風致略有不同。這批盟書所用的圭形或簡形石質溫潤似玉，上下不等寬，多呈上窄下寬的楔形。章法隨勢布局，常常上部書二行而下部書三行，變化自出。筆勢較侯馬盟書放逸勁健，結構也縱橫多變。比如編號為T1坎1845的一片盟書，字跡草草逸逸，結體蕭散，石片正麵書寫滿後，盟辭隻剩有“視女，麻夷非是”六字，續書於石片背麵，逕作一行大書，有遊行自在的灑脫之致，這是侯馬盟書中很難見到的。又如編號為T1坎3216的一片盟書，起首“自今以往”的“自”字，很妥帖地置於石圭的最上部，其後的字沿右邊相貫而下，越寫越加舒展，第二行又稍作收束，緊承起首的“自”字，魚貫下行，也是越寫越加放鬆，至“……大塚，諦亟視汝”，字形展大已近起首之字的兩倍，第二行結束隻剩“夷是非”三字，另起一行居於左側中部，頗類後世尺牘的落款。這種既自由多變又嚴密妥帖的章法，為後世尺牘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侯馬盟書和溫縣盟書的發現，不僅為我們澄清了書法史上關於古文蝌蚪名實的紛紜之爭，同時也反過來印證了傳抄係統的古文蝌蚪之體來源有自。自漢代以來，傳世古文有《說文解字》所收的500多字、曹魏《正始石經》的一些殘石、郭忠恕《汗簡》、夏竦《古文四聲韻》等。這些傳世的古文代表了自漢魏以至唐宋元明曆代對於古文書法的理解與把握。在傳抄過程中不斷加入的後世人們對於古文原形自覺或不自覺的改造，使得文字在結構上必然存在一些訛變，筆法也高度地整齊劃一和程式化，偏旁部首規範為端嚴的結構。文字經過這樣的一番改造，也喪失了原有的生動自然之致。曆代傳抄的古文，其實也包括大小二篆，在藝術上存在的最大問題是筆法的高度程式化與結體的偏旁湊合，這與春秋戰國時代的手寫墨跡天真爛漫、渾然一體相去甚遠。不過曆代的人們在運用與書寫這些古文時，還是在基本遵循原有文字規範的前提下，投射進他們的創造力和想象力，使傳世古文在細部的空間分割上呈現出有別於戰國文字的新局麵。另一方麵，由於曆代學者、書家對於古文的研究與書寫，使之傳承有緒。這是我們得以識讀地下出土的古文字材料，進而深入了解書法發展的一座橋梁。
簡牘帛書書法
目前發現的簡牘帛書墨跡，最早始於戰國初期。戰國時期的墨跡，以楚簡、楚帛書為大宗。楚係墨跡以外，秦國的墨跡有戰國早期的青川木牘和戰國晚期到秦統一後的天水放馬灘、湖北雲夢睡虎地、湖南龍山裏耶的大批秦簡。由於青川木牘僅一枚，而睡虎地和裏耶簡的時代已較晚，故留待下一節討論，這裏我們隻討論楚係的簡牘與帛書。
簡牘書法簡與牘從形製上講是有所區別的。大致來說，簡比較窄，通常一簡隻寫一行字，偶爾也有寫兩行或兩行以上文字的。《釋名·釋書契》曰：“簡，間也，編之篇，篇有間也。”簡以竹為主，漢代也發現有木簡。牘則比較寬，可寫多行文字，以木為之。牘可以獨立成章，簡則須編連成冊，故有“簡冊”或“簡策”之稱。後世書籍分卷、冊、編等即源於此。簡由於可以編連成冊，便於卷起存放和展開披覽，故多用於記錄和書寫大宗長篇的文獻書籍。而牘則常用於題鑒、書啟等短章零什，如《儀禮》疏所言“不假編聯，一板書盡”者。簡牘是紙張發明以前手書墨跡最主要的載體，因此，從戰國初年到東漢晚期近600年的漫長歲月裏，簡牘書法不僅擁有大批的優秀之作可供我們賞讀、借鑒，同時也是整個中國書法發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環。簡牘書法對於中國書法的發展有非常重要的兩個方麵，那就是體勢與筆法。
先秦書法從殷商甲骨文時代就確立了以豎畫為主導的縱長的篆書體勢，但是如何發展過渡到漢代以橫畫為主導的橫寬的隸書體勢呢?如此顯著的由縱到橫的改變，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這顯然不是人為的、突然的、強製性的法令規約可以辦到的。秦代的“書同文”，隻是對文字進行一番文字學意義上的偏旁結構的規範，並沒有要求體勢上由縱變橫。由此看來，這種改變的原因隻能是由於長期的、大量的、實用性書寫所至了。大量的書寫，寫在簡牘上(確切地說，是寫在竹木簡策上)，就像甲骨的纖維組織一樣，更便於縱向線條的契刻，因而甲骨文字的體勢以縱長的豎畫為主導，並且常常是先刻豎畫，再補刻橫畫。材料和手法決定了文字的體勢，也建構了最基本的書寫行款。文字被施之於給定的材料和給定的一個空間，就要與這種材料有機結合起來，就要在這個給定的空間裏尋求妥帖的存在，吻合於這個空間，並完全充實於這個空間。兩周金文對於甲骨文的改變，主要表現在線質的圓潤純淨與內部結構的秩序化上。而在體勢的縱長方麵仍沿襲著甲骨文的傳統。雖然體勢的改變完全可能，但並不是必要的。文字被快速地書寫在很窄的竹木簡片上，一行直下，如果要獲得書寫的速度，並要盡可能在一條竹或木簡上寫出更多的字，那麼排疊的橫線就會越來越居於主導地位。竹簡給定的是一個條帶似的空間，是一行，書寫者要在一行裏快速地寫出更多的字。這與其他平麵空間不同，在平麵的空間裏可以用書寫多行的方式達到同樣目的。也就是說，二者的區別在於，是一行之中書寫更多的字，還是一篇裏寫出更多行的字?一行之中要寫出更多的字，其字距就要盡可能近，字形便被縱向壓縮而成橫勢；一篇中要寫出更多的字，行距就相對近，字形被橫向擠緊而成縱勢。簡作為當時最主要的書寫材料，正當手書墨跡普遍流行之時，二者相遭，對於文字體勢的由縱變橫，也就隻是時間的問題了。從戰國簡冊上越來越多的貫通於整個簡片的橫畫來看，我們就能夠明顯地感覺到這種體勢改變的必然。這些自左至右貫通於簡片的橫畫，是如此的堅定果斷，並且逐漸影響了體勢。比如包山編號為228的簡中一類有橫畫的字，如“司、馬、之、王、為、命”等，在以往或同時代的金文中常常被處理成縱向舒展的頎長體態，但在簡冊中已經是橫扁的結體了。從最初承續的縱向的篆書體勢，逐漸過渡到漢代橫向的隸書體勢的最後確立，經曆了漫長的時間。這期間，不同地域的每個不同書寫者對於每一件作品的處理是不盡相同的，中間也有反複與個別特殊的處理，但這種轉變用統計學的眼光去看就成為一個明顯的、必然的趨勢。對於材料的敏感，對於給定空間的敏感，在不假思索的揮運中去完成合乎目的性的書寫，是一切好的書寫者或書法家必須具備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