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簡牘中的筆法，我們隻想指出這樣的一個事實，就是手書墨跡從西周金文以至秦代小篆內含純淨的篆引筆法中發展出來，成為後世隸書筆法乃至草書筆法的先導。關於筆法，更多的人是注重在表麵的形態上，這並沒有錯，但要從根本上把握筆法，就必須進一步探究產生不同形態的內在原因。下麵就篆引筆法與簡牘墨跡筆法作一比較。動作起止轉折力量感覺篆引筆法以水平運動為主導，隨時控製的，無明顯的提按頓挫和速度的變化。起止與行筆方向是一致的。轉多於折，點畫間無往來牽連之跡。含忍的，內在的，力氣長。簡牘筆法在水平運動中加入了明顯的垂直方向的運動，行筆有時依賴動作慣性，是不控製的，有明顯的頓挫和速度變化。起止與行筆方向常常是不一致的，轉折並用，點畫間常有往來牽連之跡。果敢的，奮發的，節奏多變。
通過以上的對比，我們可以得知簡牘墨跡的筆法已經從篆引的筆法中發展出來，成為後世隸、楷、行、草書筆法的共同來源。楷、行、草書的筆法，不待漢末解散隸體時才產生，而是手書墨跡筆法的自然發展。
下麵我們具體談談楚係的簡牘書法。
從1951年至今，楚係的簡牘先後在湖南、湖北、河南三省的戰國楚國墓葬中大量出土。具體地點有長沙五裏牌、仰天湖、楊家灣，信陽長台關，江陵望山、藤店、天星觀、九店，荊門包山、郭店，臨澧九裏，常德，慈利石板村等，屬於楚係的湖北隨縣曾侯乙墓也出土了240枚竹簡。
楚係簡牘中以曾侯乙墓的竹簡為最早，根據楚王奠祀曾侯的贈品人們一般約定其時間為楚惠王五十年(前433)。簡為遣策一類，記錄了葬儀的車馬甲兵等器物。簡一般長70厘米，寬1厘米左右。文字結構與楚簡相類似，其用筆又明顯帶有晉係的古文蝌蚪筆法，即落筆重頓，收筆輕揚，頭粗尾細呈蝌蚪狀。曾由於地理位置上接近中原，其書風筆法受晉係的一些影響是有可能的。因為文字屬於遣策一類，書後隨葬故不計工拙，因此表現出簡率天真的作風。
《信陽長台關楚簡》，1957年出土，竹質，單行墨書，依內容分為兩組，其一為竹書，計119枚，其一為遣策，計29枚。簡書結體平正，橫勢已經較為突出，線條圓勁渾厚，橫畫貫通於簡的左右，收筆處略向下彎。遣策書法較竹書率意靈動，重落輕出，並時有弧曲斜出之筆。結構則方圓兼備，體勢以縱向為主。
《長沙仰天湖楚簡》，1953年出土，竹質單行墨書，計34枚，內容屬遣策一類。多記服飾、織品之類，也有少量的竹、木、銅鐵器具。這批竹簡數量雖少，但是非常難得。線質的處理很有特點，短畫一如通常的手書墨跡，簡率自然；長畫則圓融遠引，類於篆書，加上“十、衣、布、偶”等字在豎畫上的圓點飾筆，使簡書顯得古意盎然。簡的書寫很自由，每簡2字至21字不等，字的大小疏密，體勢的縱橫變化都很感性。一組物品記錄完畢，常留有大段的空白，把這些簡並置起來，就形成了鮮明對比並且豐富多變的章法布局。
楚簡中以荊門的包山簡與郭店簡數量為多。包山簡278枚，郭店簡700餘枚。二者都在楚都紀南城附近的楚國貴族墓葬中出土，包山簡當戰國中期，而郭店簡略晚。包山簡的內容包括文書、檔案、卜筮、祭禱記錄和遣策等；郭店簡的內容為《老子》、《太一生水》、《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等十幾種古書抄本。包山簡是日常公文祭禱活動的記錄，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日常書寫狀態，自然生動；郭店簡因為是古書抄本，供研讀之用，故有刻意求工之跡。兩處簡冊都出自多人之手，故各自內部也包羅多種風貌，二者結合起來大體可以窺見楚簡墨跡的全貌。
包山楚墓的墓主官居左尹，地位較高，故其文書檔案與卜筮祭禱記錄等與邊陲戍卒的記錄自然不同，當為善書者所為。比如編號119的簡，長68.2厘米寬0．8厘米，是關於獄訟的記錄，一行作40字。筆勢靈動，盤旋往來，時有縈帶，如“行”字、“陽”字，從中可以窺見草書的端倪。在如此快速的書寫中，字形控製得非常好，如“曰”字等圓形結構，均兩筆完成，收筆圓融飽滿，嚴密地閉合起來，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書寫者高度的駕馭毛筆的技巧。又如編號為180的簡，重頓輕出，表現出蝌蚪筆法；而編號為206的簡，則用筆沉厚，與楚帛書筆法相近。包山簡的風格多樣是日常手書公文記錄的表率。郭店簡中《語叢三》的體勢最為頎長，結構也較平和嚴謹，雖然筆致靈動，點畫有粗細正側的變化，可是疏朗的布局，在整體上還是具有篆書的古意。《成之聞之》與《性自命出》體勢仍以縱勢為主，不過已較《語叢三》簡橫向開闊得多。其用筆別有風趣，點畫常作S形的擺動，比如橫畫落筆處從上入筆，收筆處再向下擺出，致使作品飄逸流美，與《語叢三》似有今妍古質之別。《語叢四》明顯出於另一作者之手，線質圓厚，運筆中起、行、止都能力到，加以體勢近方。尤其顯得古厚。
除了考古發掘出土外，盜掘出土的楚簡亦複不少。上海博物館就收入大量的這類楚國簡冊，其中包括《孔子論詩》、《魯有大旱》、《子羔》、《紂衣》、《父母之民》等古書抄本。其中《孔子論詩》與《子羔》風格相類，線條古厚，豎畫時有圓點飾筆。《紂衣》格局闊大，真力彌漫。《父母之民》則有翩躚若飛之態，與楚國銅器的裝飾風尚可以互為參證。
楚係簡牘包羅宏富，造境奇譎闊大。由於秦始皇“書同文”罷除了字形結構不與秦文合者，使楚係書法的光彩難以為繼，幾乎成了廣陵散。
帛書在楚國書法中有一件作品不可忽略，那就是長沙子彈庫出土的《帛書》，這是目前發現的惟一一件戰國時期的書畫合璧之作。帛書1942年被盜掘出土，縱長約38厘米，橫長約47厘米，中部書有方向相反的兩段文字，通稱甲篇和乙篇。甲篇八行為《四時》，述四時之序；乙篇十三行為《天象》，記天象之變。帛書四周繪有十二月神，四隅有青、赤、黑、白四色樹木以代四木。每一月神之下也有文字，記錄神名及辨吉凶宜忌的所謂《月忌》內容。
楚帛書是目前最早直接書寫在絲織物上的完整作品。帛書與簡牘書於條帶形空間的墨跡不同，與晉盟書也不同。這是在一個相對寬闊舒展的空間中創造出來的作品，字體略呈橫勢，儀態雍容嫻靜，行筆與簡牘盟書的率意爽捷也不同，有不激不厲、風規自遠之致。帛書最大的貢獻應該是它的章法，中間的甲乙兩篇文字，互為陰陽正倒，遠觀為並置的兩組，近審又各自獨立成章。甲篇250字左右，乙篇近400字，如此的宏篇，布列整齊，首尾呼應，中間隱然有行列之序，足見其筆陣的矩度森嚴。四周的十二月神名及《月忌》之文，與畫圖相配武，各有所司，又從中時見隨機的變化。漢代也於長沙故地出有帛書，但與此相比，已經稍涉抄書之嫌，決無此等謀篇布勢，法度嚴明，又變化莫測。
除此之外，同墓還出土有帛書殘片，為朱欄墨書，存13字。馬山一號楚墓又有絹書殘片兩件，可知當時此地多以絹帛為書寫材料。兩種殘片，存字不多，尤其是馬山絹書，僅存3字且字跡潦草，故不詳述。
刻石書法及其他
刻石書法作品早在商代的石磬、石簋之上就出現了，不過那是些偶然的刻畫而已。精心結撰的規模宏大之作，毫無疑義應推《石鼓文》為最早。從石鼓、秦公大墓石磬刻字、傳世的《詛楚文》，到秦始皇泰山、嶧山、會稽諸刻石，說明刻石書法作品首先發端於秦國。此後2000年來綿延不絕，成為銘刻書法的主要形式。
秦係以外的刻石作品也偶有發現，如戰國中期中山國墓葬的《守丘刻石》、洛陽金村出土的石磬文字、《三代吉金文存》著錄的《行氣銘》以及曾侯乙墓石磐刻字等都各具特色。
《石鼓文》與秦係刻石作品《石鼓文》在中國書法史上占有很獨特的地位。石鼓自唐代初年被發現以來，就為曆代文人、書家、史家所重視。虞世南、歐陽洵、褚遂良、韓愈、張懷、張彥遠、蘇東坡……曆代題詠歌讚、評論、研究、學習《石鼓文》者不下數十百家。石鼓一組十枚，石呈唐鼓之狀，故名。初發現於岐州雍城(今陝西鳳翔縣)南田野中，曆代幾經輾轉遷移，從鳳翔到開封、到金國、到元都、到四川，到如今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說明曆代對石鼓的珍重。十枚石鼓，鼓麵朝下，各環刻四言詩一篇，計全文700餘字。每篇以起首之文定名，分別為《吾車》、《氵開毆》、《田車》、《鑾車》、《需雨》、《作原》、《而師》、《馬薦》、《吾水》、《吳人》十篇，描寫了秦王率車馬之眾田獵心喜的場景，故又稱《獵碣》。
《石鼓文》唐初發現時的拓本已無法尋其蹤跡，現存最早的拓本為北宋拓，曾經明代收藏家安國所收藏，有三種，安氏分別名之以先鋒本、中權本和後勁本，現藏日本三井文庫。
《石鼓文》是西周成熟的大篆向秦代小篆過渡的一件具有承前啟後意義的傑作，曆代學者目為篆書之祖，說明它的書體是小篆的源頭。與小篆的規範相比，《石鼓文》無疑是極為生動的。韓愈《石鼓歌》中說：“鸞翔鳳翥眾仙下，珊瑚玉樹交枝柯。”不過，與春秋戰國之際其他係域的作品相比較，《石鼓文》又顯現出一派端嚴典正的廟堂氣象。《石鼓文》線質渾勁，結體略呈縱勢，不過與其他係域的銘刻作品相比已屬寬博，並且時有籀文的繁複結構貫穿其間，使章法疏密有致，縱橫有象。
比《石鼓文》時代較晚的刻石作品是秦公大墓石磬文字，作於春秋晚期秦景公四年(前574)，也是在最初發現《石鼓文》的陝西鳳翔縣發現的，於秦公一號大墓出土。石磬質地細膩，光潔如鏡，叩之音色悅耳。20多件石磬及石磬殘片，大小不一，當是編磬。每磬皆有銘文，語句整齊，朗朗入韻。由於石質細膩，又是晚近出土(1986)，加以契刻工致，與《石鼓文》的渾茫端莊相比，則表現出一股清新雋爽之氣。其中“四、方、高、於、喜、嗣、平、日”等字已與小篆無明顯差別。其線質的挺、結構的平正與體勢的修長也比《石鼓文》更接近小篆。這是在書法史上較《石鼓文》更向前，向著簡潔、規範，向著秦國人的理想邁進一步的一組作品。
秦代刻石，傳於世者還有《詛楚文》，共三件：《巫鹹文》、《大沈厥湫文》、《亞駝文》。三石分別於宋代出土，宋代文人如歐陽修、蘇東坡等都有題詠，原石久佚，原拓也不存世。宋代《汝帖》、《絳帖》均有翻刻，元代人有重摹刻本，略存古意。據學者考證，石刻於秦惠文王後元十三年，當楚懷王十七年(前312)。三石除祭告的神名不同以外，文字內容基本相同，為戰國時期秦楚交惡時秦國詛咒楚國的檄文。
現存的《詛楚文》是宋元人的摹刻，字形隻略存梗概，點畫已被改造成光潔柔媚、豐中銳末的傳抄古文筆法，無複原來的金石生氣。
《守丘刻石》及其他秦係以外的刻石不多，1975年在河北平山縣中山國墓地發掘的《守丘刻石》是一件很難得的作品。在高90厘米、寬50厘米、厚40厘米的大河光石上，刻有銘文二行，前一行九字，其中合文一，故相當八字，後一行十字。如此，則第一行疏而第二行密，在章法上有很大的變化，第一行的字顯得更加舒張。結字是晉係中山國的特有方式，隻是比中山王三器的文字更自然隨意，筆致自起至止，通體力到。線條刻於堅硬的石頭上，留下了刀與石相互抵拒爭折的痕跡。這痕跡絕不是輕快的、飄逸的墨書線條可以相比的。刻石的線條，可以看出克服著巨大阻力時的奮力前行，也可以看出一次停頓暫歇後微小的前進方向的調整，還可以看出某個筆畫因用力過猛而拖長。隻有這樣的痕跡才能把力、節奏清晰地透露給觀者。
曾侯乙墓石磐刻字，1978年隨縣曾侯乙墓出土，有編鍾與編磐。其中磬為石質，計32片，分上下兩層。每一磬片都有刻字，也有少量墨書。磬首刻有編號，敲擊處稱作鼓麵，其上刻有標音的文字，在尾端刻有樂律關係的文字，32片石磬刻字計696字。這批編磬文字與秦公大墓石磐文字分屬楚秦兩係，自然很不相同。曾侯乙墓石磬文字簡率自然與簡牘文字為近。因為文字內容與標音、樂律相關，故重複的文字很多，如“姑洗”、“之”、“宮、商、角、徵、羽”等。重複的文字出現在不同的磐片上，都略有變化，從中可以領會到相同的字在不同的文字關聯與空間處境中的隨機調整。當然，其中風格差異過大的刻字完全可能出自不同的作者之手。
石磬刻字不拘於方圓縱橫，結構靈活多變，線質與《守丘刻石》相比，短促的筆畫為多，因此也就更顯得簡率勁健一些。
傳世的刻石作品有於省吾《雙劍訁多古器物圖錄》所收洛陽金村出土的石磬三件。石磐有單、雙刀兩種，單刀飄逸而雙刀質直。單刀者體勢稍縱，雙刀者縱橫互用，以主筆定主勢。石磬文字為晉係無疑。
刻石作品以外，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收錄有刻玉作品一件，在此一並述及。內容有關行氣，故通稱《行氣銘》。此銘刻於十二麵觚棱體上，每麵3字，計36字，重文9字，其中有些字的結構頗可與中山王三器文字相印證，可知當屬中山國器。文字稍能到平淡天真處，不似中山王三器的刻意求工。
刻石之外，戰國時期的刻陶、印陶、瓦書、錢幣以及大量璽印也極其珍貴。刻陶作品不多，瓦書惟《秦封宗邑瓦》，結構布局更適合於當作篆刻藝術去欣賞，在此不作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