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770年，周平王遷都洛陽，西周結束，東周開始，東周又分春秋和戰國兩個時期。這是一個政治上的巨大變革的時代，王室哀微，諸侯力政，群雄並起，中原逐鹿，西周所建立起來的禮樂文化秩序被逐步瓦解。這也是思想文化各個領域巨大變革的時代，百家爭鳴、思想的空前活躍與自由引導了人的自覺與思想的解放，應該說這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極為繁榮昌盛的時代。表現在書法上，則是走出西周金文所努力建構的“大一統”的秩序格局，展示出前所未有的絢爛多姿。西周書法以範鑄金文為主導，形式純一，其風格的演變以時間的縱橫發展為主線。春秋戰國書法則是以空間的、不同地域的多樣性表現平麵展開。春秋戰國書法與以往相較，首先表現在理念上的不同。殷商、西周的文字與書法是壟斷在王公貴族手中的，無論以宗教為目的的溝通天人，還是以銘功為目的的垂示榮耀，書跡中都包含著某種神性，是獻給神與祖先的書法。春秋戰國時期的書跡是從王公貴族手中解放出來後廣大士人百工階層的創造，是人傳遞給人的書法。因此，書法的人化、個性化、風格化也就在這個時代顯露出來。於是偏於審美的窮妍極巧與偏於實用的趨簡適便，即裝飾風尚與潦草刻畫、率性書寫拉開了表現空間的兩極。另外，在手法材料的多樣性方麵，如鑄銘刻款、金銀彩錯、竹木簡牘、繒帛墨書、刻石印陶等，也都是前代所無法匹比的。
古籀之異與地域書風
長期以來，由於先秦文字書法資料出土比較零散，即使有大宗的出土，如漢代魯恭王壞孔子宅壁所得古書及晉太康年間汲縣所得竹簡等，也因難以保存原貌，致使曆代對於小篆以前文字書體的認識，隻有依賴保存在字書如《說文解字》中的古文與籀文去推想了。但是《說文解字》經過曆代傳抄翻印也難以保存古籀的原貌，因此對於古文、籀文，曆代也莫衷一是。直到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一文發表，人們對於古文籀文的概念才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同時他提出的“東西二土文字”之說也開啟了戰國文字的分域研究之門。在王國維之後，新的考古發現層出不窮，關於戰國文字書法的分域研究也更深入了。
許慎《說文解字敘》說，“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許慎所說的“大篆”即指籀文而言，“古文”即指春秋戰國時代的六國係文字而言，因為孔子、左丘明都是魯國人，他們所書寫的當然是六國係文字。
秦國因僻地雍州，在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中承續了西周的書寫傳統，即以《史籀篇》大篆為規範，相對穩定地保持了這種規範的延續性，因此王國維認為秦用籀文正體，為西土文字；六國用古文俗體，屬東土文字。今天看來，古文是指秦國以外的東方各國通俗流行的手書墨跡而言，並不包括題銘的金文。因此古籀之異不僅表現在正俗之別、東西之別，也表現在題銘與墨跡的區別。
李學勤在《戰國題銘概述》一文中將戰國文字分為秦、楚、齊、三晉、燕五係，建構起戰國文字分域研究的基本框架。這個框架不僅適用於考察戰國文字，而且也大體適合於考察整個春秋戰國時代的地域書風。各係是以大國為代表為核心，包括在政治和文化上受其影響的周邊小國所呈現的相對獨立的風貌。概述如下：
秦係書法秦係是區別與其他各係的一個特殊而獨立的係統。在書法上表現出對西周正統的繼承，相對保守而穩定。金文如《秦公鍾》、《秦公鎛》、《秦公簋》、《商鞅方升》、《新妻阝虎符》，一脈相傳直到小篆。秦國的刻石如《石鼓文》，秦公大墓石磬刻字，體量巨大，開刻石書法的先河。簡牘文字從青川木牘到雲夢睡虎地秦簡，再到裏耶秦簡，直至漢隸，隸書的演進由此一脈貫通。秦係的文字在漢字發展史上占有至關重要的地位。
楚係書法楚國是春秋戰國時代南方的霸主，在文化上楚國的影響波及汝、漢流域的許、胡、番、息、黃、邛、曾，淮、泗流域的宋、蔡、舒、徐以及江東的吳、越等國。他們和楚國一起共同創造了一種奇譎神秘、瑰麗爛漫的文化，書法作為這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
楚係書法是最有反叛性、革新性與表現性的，西周晚期的《楚大林鍾》、《楚公逆鎛》二器就已顯露出反叛西周正統書法的端倪。此後經過一個時期的醞釀，一種全新的體態修長、婉轉多姿、極富裝飾意味的書法風尚在南方的廣大地區流行開來，以《王子午鼎》、《王孫鍾》、《曾侯乙編鍾》等銘文為後勁，而以《楚王今酉肯盤》、《越王勾踐劍》等鳥蟲書為極致。《長沙子彈庫帛書》、曾侯乙墓、信陽長台關、仰天湖、包山、郭店等大量的楚係簡牘，體勢寬博闊大，筆致率意天真，為楚係書法開拓出另一番別樣的新境。
齊係書法齊國是整個春秋戰國時代東方最強大的國家，在書法上也以齊國為核心，包括魯及邾、倪、任、薛、莒、杞、紀、祝等周邊小國形成一個頗具特色的齊係書法係統。
齊係書法在春秋時期走過了很長的一段沿襲西周大篆的曆程。在這個過程中，個性化的呈現首先隻是在個別字的處理上，整體風格還是樸茂圓融的。到戰國初期的《禾簋》、《陳純釜》、《陳曼簋》等器出，一種清剛勁邁、以縱長的平行線為主導的齊係典型便樹立起來了。水平的短畫，方筆剛健；舒展的豎畫，常附以點飾與綴筆。在內容上以“某某立事歲”記年的方式也是齊係書法的一個特點。
晉係書法春秋之際，晉國為五霸之一，是中原的強國。戰國時代晉分裂為趙、魏、韓三國，史稱“三家分晉”。三個國家都躋於七雄之列，在文化上影響著周邊鄭、衛、鄲、芮、蘇、虢、虞、毛、苟、東周、中山等國，書法上也顯現出以三晉為代表的獨特風貌。春秋早中期晉國以及此係的作品不多，從傳世的《晉堰鼎》銘文摹本以及《芮子鼎》、《蘇衛妃鼎》等銘文可以看出早期對於西周書風的繼承。侯馬、溫縣出土的大量從春秋戰國之際始的盟書，是目前發現最早的規模較大的春秋戰國墨跡。戰國晚期中山王三器是刻款金文的典範，字體修長，既保持晉係豐中銳末的特點，又融入了一定的裝飾筆致，從而成就一種爽利雋美的風格。除此之外，三晉的兵器刻款也自具特色。
燕係書法燕國與秦國一樣，長期偏於一隅，居於北方，與中原各國少有交通。燕國的禮器銘文很少，銘文中“燕”通寫作“郾”，如《郾公匝》、《郾侯載簋》等銘文。燕國兵器銘文很有特色，銘文用刻鑿的方式，以挺健短直的線條為主，結構外形方整，時有小的三角形結構，造就出即穩定又空靈的內部空間。燕國兵器刻辭有獨特的內容和形式，一般皆由郾王親自督造，兵器分矛、劍、金癸、鋸、金弗等，具體的鑄造官署稱“右攻尹”和“攻”、“尹”字附加“月”旁於其下。某種兵器之前又綴以不同的名詞，如行義、工萃、巨攸、百執司馬等。
以上五個係統的書法，在各大國力量彼此消長的變化中所影響的範圍也發生著變化，同一係的小國間也存在著小別，因此局部的融合與分化也在這個時代發生。另外，戰國時代的印陶、貨幣以及大量的璽印也同樣表現出以上五個係統的地域特色，這些材料是分域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參證。
裝飾風尚與鳥蟲書體
春秋時代前期，各國的書法都經曆了一個或長或短的沿用西周大篆的階段，這是西周傳統書法進一步衰微，而新的書體正在醞釀產生的過渡階段。打破沉寂、予人全新感受的書體式樣首先在楚國出現，隨後這種新的書體蔚成風尚，在楚係廣闊的範圍內流行開來，並且由南向北影響到中原的晉係以及黃河中下遊的齊係。
最早出現裝飾風尚的是楚器《王子午鼎》。器主“午”，即《左傳·襄公十二年》提到的“令尹子庚”，楚莊王之子，楚康王八年(前552)卒，此鼎當作於莊王到康王初。這是一種炫人眼目的全新裝飾式樣，縱向線條誇張的拉長與屈曲擺動，決定了字勢的修長與飄逸，由兩條(有時三條)一組的平行線與基本對稱的結構骨架相交織，打破了西周典型金文勻稱的空間秩序，在明顯的疏密對比中建立起新的空間秩序的均衡。另外引人注目的是，婉轉舒揚的線條上增加了圓厚的飾筆和線條末端的卷曲，這不僅豐富了線條的表現力，同時也更好地塑造了字內空間。比如銘文中的“福”、“惠”等字中所從的“田”字結構，四個內角的飾筆擠壓了內部空間，使得線條塊麵化，空間線條化，這是很自覺的對於空間的意識與創造。這種裝飾性的文字，奇譎神秘，也許與楚國的巫覘文化有著某種關聯。而從形態上來說，這是直接來源於同一時期銅器的紋飾。從這一個時代開始，銘文也逐漸從器內轉向器外，與器物的紋飾等量齊觀。反過來，銘文舒展的線條也影響到器物的紋飾，春秋戰國的銅器紋飾已不再追求西周以前以塊麵與粗獷線條組構的那種體量感了，而是以纖細舒暢的線條為主導，交織出精致繁縟的圖案，這一點是與以《王子午鼎銘》為代表的裝飾書風理趣相通的。
把《王子午鼎》這樣的裝飾風尚推向極致的是《楚王今酉肯盤》。由於銘文位於盤的口沿，字形隨盤環曲，首尾相接，循環不盡。優美的弧線與狀如垂露的飾筆，形成強烈的對比。與此略有不同的是以《王孫鍾》之銘文為代表，包括《氵允兒鍾》、《徐王義楚盤》、《許子妝簋》、《蔡侯尊》、《蔡侯盤》、《寬兒鼎》、《曾侯乙編鍾》、《吳王光》等器銘共同建構起的一個鮮明的楚係書法新風貌。這批作品比起《王子午鼎銘》來，由於很少飾筆，顯得氣息更純淨簡潔。但字勢結構的理法是共通的，都是以三兩為一組的平行線條重新分割空間，在疏密對比中建構新的均衡的秩序，體態也都是頎長而舒展的。其中各國的銘文，在風格大致相同中也存有小異。如《王孫鍾》、《浼兒鍾氵允、《徐王義楚盤》的徐器，都以弧曲的線質為主，故體勢舒展，輕鬆多變；蔡侯器以直線為主導，故結體整齊而嚴密；吳器時有勁爽之氣，而《曾侯乙編鍾》又於齊整中見婀娜之致。
這一風氣暢開之後，齊國的《國佐缶詹》、《禾簋》、《陳純釜》、《十四年陳侯午敦》、《陳曼簋》、《邾公華鍾》、《邾公鍾》、《莒侯簋》，晉係的《欒書缶》、《趙孟介壺》、《長子口臣簋》、《智君子》等不一而足，都參與到這種體態修長的裝飾風尚中來。齊係在春秋時代也經曆了一段沿襲西周金文風尚的階段，其中猶以魯國為淳厚，但是在《禾簋》、《陳曼簋》、《陳純釜》人身上，卻一改楚係的嫋嫋娜娜、詭異譎奇，變為剛健挺、爽利痛快。可見裝飾之風，不獨柔曲曼妙一種，還可以表現出崎嵌利落的氣勢。其中《禾簋》雖隻區區16字，而章法的朗暢空闊是《虢季子白盤》之後很少見到的上乘之作。晉係的《趙孟介壺》、《智君子》的線質豐中銳末，學者們以為是古文蝌蚪筆法在銘刻中的最初運用。
這種裝飾風尚的書體，發端於春秋晚期，繁盛於春秋戰國之際，綿延至戰國中期，戰國晚期已鮮有發現，代之而起的是潦草的小品刻款。1978年河北平山縣出土的中山王三器，距秦始皇統一中國不足百年，是這一風尚的殿軍之作，中山王器銘的出現，使春秋戰國時代裝飾書風的最後謝幕變得輝煌燦爛。三器銘文都是直接刻於器表的，尤其是《中山王鼎》與《中山王方壺》以銘文代替紋飾，周布器身，鐫刻精美，流光溢彩。勁折的直線自是北派氣象，而弧線及線端的盤曲又帶有某種楚係的韻致。
由《王子午鼎》的飾筆以及線端盤曲之處再進一步增飾變化，就成所謂的“鳥蟲”書體了。其實《王子午鼎》中的許多字已經把裝飾與物像結合起來。如“走”字旁的人形以及多次出現的類似人手形的綴飾、“用”字的鳥形綴飾等。有的學者將這一類書體從所飾物象的不同細加考辨，析為鳥、鳳、龍、蟲諸端。我們以為從書法的角度來考察，這樣的區別也許並無深意，故仍舊統以“鳥蟲書”稱之。鳥蟲書是春秋戰國時代裝飾書風的一種極端形態，從飾筆到綴筆直到綴加鳥蟲一類的物像符號，極盡妍巧誇飾之能事。
鳥蟲書幾乎都出於楚係，除少量的禮器如《者氵刀鍾》、《王子午鼎》等，又多施於兵器。楚國的有《楚王今酉璋戈》、《兌攵戟》等，曾國的有《曾侯乙戈戟》等，吳國的有《王子於戈》、《大王光戈》、《攻吾王光劍》等，越國的有《越王勾踐劍》、《越王州句劍》、《越王州句矛》、《越王大子矛》等，蔡國的有《蔡侯產劍》、《蔡公子果戈》、《蔡公子加戈》等，宋國的有《宋公戈》、《宋公得戈》等。以上作品大都隨形布勢，與器形妙合無間。錯彩鏤金與戈戟森森相映成趣，筆畫的交織組構與鳥蟲綴蝕編織出一個個極富想像力與創造性的空間，使人涵泳無盡。
各國器中以越國鳥蟲書走得最遠，有些器銘極難辨識，如《奇字鍾》之類，學者胡小石等以為在風格上接近於後世的道教符篆，這就是所謂的過猶不及。春秋戰國的裝飾書風為中國書法的審美自覺，為中國書法裝飾技巧的積累和探求中國文字作為造型素材的可塑性都奠定了重要的基礎。隻是秦代“書同文”之後，中國文字經曆了一次強製性的規範，以文字書寫為依據的書法藝術也走向了一條以平實簡質為主流的道路，但是這種裝飾風尚並未就此消亡。在漢印瓦當中，在魏晉磚銘中，在六朝誌蓋篆額中，在道教符篆中，在廣泛的民間都延續著這條血脈。
正體銘文與草體刻款
春秋戰國之際，當以楚國為前導的裝飾書風在中國廣大地區流行開來的時候，僻居西土的秦國依然故我，繼續沿用著西周的書法典型。而在東土的一些國家裏，從春秋早期直至戰國時代，也都有過或長或短的階段，繼續承傳著這種雅正的大篆書法範式，我們稱之為正體。這是一種繼續沿用西周禮器的範鑄式銘文，在風格上與裝飾風尚的頎長華美、盤曲綴飾不同，表現為平實簡靜、雍容圓厚。隻是這一風格的作品不多，也少有重器，不過零金碎玉，自足珍重。這一時期的正體如果以《詩·大序》的“變風變雅”而論，當屬“變雅”之作，因為這些作品與西周確立的經典之作相比，又顯得自由隨意得多，就連行款也不完全遵從縱行橫列的規範，因此在章法上顯示出更多的隨機性和更豐富的變化。
下麵我們先講述秦國的金文書法。
秦器以《秦公鍾》、《秦公鑄》為最早，當春秋秦武公去世。二器同銘，述其三世先王受宅封國等業績。二器銘文在結構與筆致上都很好地繼承了西周的傳統，典正端嚴，線質圓勁。二器銘文由於給定的空間不同，章法也不同，氣息也自然不同。鍾銘是沿著以縱向條帶形為主的空間中布列的，章法謹嚴，行間茂密，字形也略受影響而顯得局促。鑄銘則環器橫向展開，章法疏闊，字勢較鍾銘疏朗自然得多，其筆致也增加了幾分柔曲的味道。此後《秦公簋銘》與前二器銘文相去百年左右，已經在字體結構上有了很大變化。筆畫的直線與均等的排疊明顯增加，已經透出小篆體勢的一些端倪。隻是簋銘直筆增多，又時出斜勢，加以線條粗獷，較之前二器的溫柔敦厚顯示出更多的雄健之氣。《秦公簋》與西周器慣有的器蓋同銘以及如前二器的異器同銘不同，它是器、蓋合銘，一取橫勢，一取縱勢，於章法別張一幟。此外，簋銘的字範是由單字拚排而成，類於活字。這件作品以及其後秦始皇時期陶量銘中四字一組的戳記，已顯中國活字印刷的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