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氏盤》為厲王時器，這是一件在整個商周金文中都稱得上是獨一無二的奇品。在一個整體上近於正方形的空間中，再分割出更小的正方形空間。這就一下子與其他銘文的縱長空間不同了。縱長的字形總是偏於雋秀，而《散氏盤》的字形尤為寬博古拙。《散氏盤銘》縱行橫列各占十九，與棋盤的路數一樣，300多個生動鮮活的字便在這正方形的空間裏布開了一個管領提挈、回環照應、縱橫爭折、戰鬥廝殺的矩陣。
這一組頌器最後一次把西周金文的勻整謹嚴的秩序推向了極致，而《虢季子白盤》則是在章法上開拓出一種空闊朗暢的意境。《毛公鼎》是迄今發現的銘文最長的重器，銘文497字，與《散氏盤》不同，字勢縱向舒展，結構端嚴中不乏生氣，線質圓潤挺健，是宣王中興映射出的一個泱泱大邦最後絢爛的光芒。
在厲王時期諸器中，《超鼎》算不得是很特出的一件，但銘文中有“史留受王命書”的一句話值得注意，學者們認為這裏的“史留”即是在宣王時曾作《史籀篇》的太史籀。由此我們可以確信，西周時期就已經做過文字的規範化工作，並編撰過像《史籀篇》一類的字書範本了。
西周晚期書法之變，不僅存於風格上，而且還存於製度上。西周作器大都與王的賞賜銘功有關。而西周晚期諸侯自作之器開始出現，相反與周王有關的銅器，在幽王之世銳減。諸侯作器，作風也不盡遵宗周典型，如《楚大林鍾》、《楚公逆鑄》、《魯伯大父簋》、《邾討鼎》、《蘇浦人匝》等，則變寓於其中，衰也寓於其中。
西周甲骨書法及其他
西周甲骨文自1954年在山西洪趙坊堆村發現以來，陸續在西安張家坡周代遺址、北京昌平白浮村有所發現，但由於數量甚少，未能引起學術界與文化界的重視。1977年，陝西周原考古隊在陝西岐山鳳雛村發掘周代建築基址時，發現了16700餘片卜甲，1979年再一次發掘出400餘片甲骨，清理後發現有字的290餘片。每片麵積都很小，上麵的刻字也小如粟米。這批甲骨出於周文化的發祥地周原，又稱周原甲骨。
周原卜辭的體例與殷墟各期卜辭的體例都不相同，這表明商周都用占卜，但各有其自然的文化特點。周原甲骨的時代上限早到先周文王之時，下限則可到成王時代。
周原卜辭由於文字奇小，故被稱為“微雕書法”。這種書法可能本來就是“以神遇不以目視”的，契刻者如庖丁解牛一樣，“官知止而神欲行”(《莊子·養生主》)，在一派神行中溝通了天人，使契刻以及契刻出來的文字包含了某種神秘色彩。
周原卜辭的行款是多變隨意的，據此我們很難想象周人竟能在金文之中建立起高度的秩序。與殷墟甲骨以縱勢為主導的字形不同，周原甲骨字勢要寬博得多，前者以直線為主，後者以曲線為主，某些字形的隨勢而生，讓我們聯想到《散氏盤銘》所具有的味道。由於周原甲骨是在一種極端的狀態下完成的，正是因為字形特別的小，容不得任何局部的雕飾與刻畫，一任自然流出，使西周甲骨書法表現出少有的天真消散。
西周也有少量的墨跡出現，這為我們了解當時的書寫狀態，提供了直接的參證。目前發現的墨跡是河南三門峽虢國墓和洛陽北窯西周墓所出，字數不多，比如洛陽北窯出土的墨跡是幾件戈銘，書寫在隨葬的鉛質冥器上。書寫放鬆隨意，筆致也不像銅器銘文中的圓正，起筆微側，並且提示出點畫之間的往來之跡。
墨跡總是能夠把揮運之時的時間流程凝固於空間，使時間與空間合一。範鑄的銘文畢竟是經過二次或多次加工才得以完成的。西周的銘文反映的是人們對於理想樣態的追求，而墨跡反映的則是真實筆跡的流露。銘文是樹立起來的一種規範，是書寫定格在某個時間段上的一個相對穩定的樣態，墨跡則是在這種規範基礎上的率性發揮，這種發揮造成了對於潛在規範樣式的偏離甚至反叛，是推動書體變革發展的內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