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渡期：武、成、康、昭
鼎盛期：穆、恭、懿、孝
衰微期：夷、厲、(共和)宣、幽
過渡期
過渡期的作品，是在沿襲商代金文風格的基礎上起步的，然後逐漸地擺脫商文化的影響向著自身秩序化的目標進行。武王、成王之世，建國惟初，金文書法因襲舊式，還看不出太多的自覺之跡。在章法上依然是有行無列，因此字形大小不居，如《庚姬卣器銘》。在筆致上時有填實的肥筆以及線條首尾粗細的變化。殷商舊族作器，仍然在銘文之後保留族徽標識。如成王時期的《斐鼎器銘》、《複尊器銘》等。武王時期有《利簋器銘》、《天亡簋器銘》等。《利簋器銘》在史料上極為珍貴，第一次明確記錄了武王征商的時間，在書法上也顯示出一種博大的氣象。略顯平實笨拙的線條弱化了線與麵、粗與細的對比。雖然這種作風並不那麼自覺，但是從一開始就已預示了西周書法將來獨具的品性。
《保卣器蓋銘》的章法微有變化，銘中“遘”字在二銘中其一處於五行之末，其一置於六行之首，兩相對照，我們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書寫者對於書法的脈絡相循與“一動萬隨”的微妙調整。殷商金文通常是器蓋一以銘，一以族徽標識，二者分立有別，西周器蓋同銘以此為開端，同銘而微有調整，章法行氣的玄機於此等處泄露不少。
康昭之世，以重器《大盂鼎》為發端，開始了西周書法的秩序建構。《大盂鼎銘》是迄今發現最早的鴻篇巨製，格局體量上的宏大顯示出泱泱大國的氣度。在章法上可以看出書寫者非常理性的排布，行列有序，嚴密妥帖。此後的作品雖然也有沿襲有行無列者，但自《大孟鼎銘》所創立的有行有列的書寫格式便很快成為風氣推廣開來。《大盂鼎銘》的線質仍然古拙方硬，保留著一定程度的舊跡，結構卻較以前的作品平正端嚴了。
到昭王時期的《召卣器銘》，線條已經很圓勁勻暢，無論筆法、結構、章法都很接近西周書法的典型。
鼎盛期
這一時期的作品以穆王時期的《錄伯錢簋》為最初的代表，其時佳作迭出，如《師酉簋器銘》、《師奎父鼎銘》、《九年衛鼎銘》。至恭王時期的《磐盤銘》，西周金文書法的典型已經確立。其線條的純化與結構的秩序都已達到了很高的境地，線質圓潤，結構勻稱，氣息純淨。銘文的最後一行較其他行多出五字，略顯擁擠，是其不足。
與《牖盤銘》同出而年代稍晚的，如《疒興鍾銘》、《疒興簋銘》在結構上已較《牖盤銘》更加嚴格地納入規範。縱橫的平行線成為主導，尤其是《疒興簋銘》，其排疊平行的正交結構已經為晚期的《頌鼎銘》、《頌壺銘》開了先路。這個時期的大小《克鼎銘》也是西周金文的經典之作。《大克鼎銘》1890年出土於陝西扶風縣，早為金石書法家吳大《客心齋集古錄》所著錄。這件作品清晰地保留著為了規範行列所畫的方形界格，文字就書寫在畫好的方格之內。《大盂鼎銘》的時代，行列的規範還是含蓄的，它隻讓人們感覺得到。到《大克鼎銘》時，行列的規範就已經是顯在的了，是要讓人們能夠看得到。鼎盛時期的金文書法，是一個樹立典型的時期。佳作如林，而風格純一。雖各器之間，存在小異，但不失大同氣派。要之，典正雍容，純淳嫻雅，是這一時期所追求的目標。
衰微期
就像西周早期當國運蒸蒸日上之際，其書法還有待一定時日的過渡才逐漸確立起自己的範式一樣，西周晚期的書法也不是斷然衰落的，鼎盛時期已經開創出來的典型及成熟的技術積累，使西周晚期的書寫者們得以不太費力地悠遊於創作之中。就連那位以暴厲著稱的周厲王，在他自名的《害夫簋》、《害夫鍾》二器的書法中，還能不折不扣地傳達鼎盛時期的那種雅正的氣息。盡管如此，晚期的書法還是潛含著有別於既往的新元素，從而使這一時期的書法顯現出獨特的樣態。這新的元素概括起來有二：一為變，二為衰。變是對於略顯單純的中期書法的反叛；衰則是與地方諸侯勢力的擴張而王朝衰落相表裏。變在厲王時代就開始了；衰的因素則是潛伏的，在宣王中興之後便突然爆發。
其實這時期的書法並不缺少偉大的作品。《散氏盤》、《頌家族諸器》、《虢季子白盤》、《毛公鼎》、《速盤》等器之銘文都是西周金文書法的偉製。它們彼此的風格差異很大，個性鮮明，具有不可替代的藝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