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金文書法及其他
大量的甲骨刻辭在量的方麵無疑構成了商代文字與書法的主體，但是在這個青銅時代已經步入輝煌時期的王朝裏，伴隨著燦爛的商代青銅文化而出現的銅器銘文(又稱金文)，則是商代書法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商代金文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以字詞為主的少數作品，通常稱之為族徽文字。另一類則是文辭連貫、篇幅漸長的作器銘功之文。族徽文字不僅指族名徽識，一般也把祭祀對象的先人廟號與器主私名等也包括進來。這是因為這幾個部分在商代銅器中常常結合為用，諧調統一。族徽文字保留著鮮明的氏族先人的圖騰，如鳥、獸、魚、蟲的形象或職司出身所業等。如亞形、弓形、負橐擔貝、執戈禦馬等形。先人廟號是以祖父等字配以天幹而成，如父丁、祖辛之類。這類文字由於形象性(族徽)與抽象性(廟號、和名)、繪畫性與書寫性、平塗填實的塊麵結構與線性結構、肥碩粗獷的筆致與細致的空間分割、簡潔的框圍(亞形外框)與多變複雜的內部組合等如此多重因素的錯雜為用，對比協調，成就了一件件完整而獨特的作品。這類作品最初字符較少也無所謂行氣之類，隻是構成一個完美的圖式而已。及至後來文字增多，才由上至下延展開來，一行、二行有了行氣，書寫性也漸漸加強，這時的族徽文字就漸為作器銘功之文所替代了。
商代篇幅稍長的銘文不多，時代也都稍晚。帝辛時代的鄴其三器(二祀、四祀、六祀)是一組難得的作品，三器遞差二年，風氣卻已經顯現出不小的變遷。二祀、四祀器蓋銘文不同。蓋銘皆為“亞貘”、“父”字，表示“亞貘”族人鑄器以報於父丁宗廟。二祀器銘字勢舒展，線條圓暢挺健。“丙、王、田、正”等字中的幾何形狀截然分明，神采飛揚。相形之下，四祀器銘線條厚實，結構凝練，雖得行間茂密之致而風神遠遜於二祀銘文。與前二器不同的是，六祀器蓋同銘，族徽的標記已從獨立的地位變為附屬的地位，“亞貘”二字緊接銘文，置於下部很局促的空間裏，銘文已表現出很好的書寫性或實用性，線條勻圓平和，這種風氣似乎已開西周金文之先了。
《小臣俞尊銘》、《小臣邑銘》字形古拙，橫畫微向右上傾斜與宰豐鹿骨刻辭意味略近。橫畫略作斜勢的銘文還有《小子滿卣銘》《亞囂奚角銘》等，這類作品一個共同的特點是字與字排疊緊密，線條短直，節奏急促。
另一類則是以《戍嗣子鼎器銘》為代表，字勢開張，結構均衡，線條舒展，節奏舒揚，一派雍雍穆穆的大雅氣象。
在商代金文中還有一件作品是不應該忽略的，那就是《乃孫作祖已鼎銘》。它是中國書法史上的方筆之祖。其方硬勁折的線質傳達出刀鑿斧劈時才具有的鋒芒，其風神似乎隻有西周的《大盂鼎銘》、三國吳《天發神讖碑銘》等少數之作可以為繼。在中國書法史上，從六朝人評述杜度“殺字”到董其昌所主張的“太阿斬截之勢”都是對刀筆相師的體認。方筆的斬截是自商代遺傳給中國書法的一個重要的基因，是隸書全麵貫徹的一種筆法。
除了金文，商代還有墨跡(包括朱書和墨書)。雖然出現不多，並且還很零碎，但是它們卻是最早的筆墨遺跡，這些零碎的材料，足以證明早在商代，我們的先民就運用毛筆寫字了。在商代的墨跡中有兩件是留存在甲骨上的，書而未刻。由此我們得知，有些甲骨文是先書後刻的。另外，玉器上和陶器殘片上也有留下或墨或朱的筆跡。
此外還發現有刻石、刻玉書法作品。比如殷墟婦好墓出土的石牛、石磐上爽健的“永啟”、“永餘”刻字和“小臣妥”玉器銘刻等，風格介於甲骨金文之間。
商代書法，是中國書法史的源頭，甲骨卜辭際合天人，其吉金銘文又貫通於書畫。天跡心象，渾融一氣，開拓出中國書法恢宏高曠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