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齊、北周到隋，都沿襲北魏的法規，普遍用枷。唐代刑人用枷更是常事。《唐六典》載：“諸流、徙罪及作者皆著鉗，若無鉗者著盤枷，病及有保者聽脫。枷長五尺以上，六尺以下，頰長二尺五寸以上，六寸以下，共闊一尺四寸以上，六寸以下，徑頭三寸以上，四寸以下。”但是，唐代的一些酷吏並未按照這規定的尺寸，而是挖空心思製作大枷、重枷。例如武則天時，著名酷吏來俊臣製作的大枷有十種名號：一曰“定百脈”，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豬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還有一種特別重的枷叫“尾犭俞”。從這些凶惡的名字可以想見，每一種枷定十分厲害、夠人受的。與來俊臣同具惡名的另一名酷吏索元禮手段更加奇特，他令犯人跪在地上，雙手捧枷，在枷板上再放上一摞磚，這叫做“仙人獻果”。或者讓犯人站在高處的橫木上，把他頸上的枷掉轉方向，使長的一端朝後，犯人必然身體要向前傾，而脖子也就被勒得更緊，這叫做“玉女登梯”。索元禮用這樣的刑罰和刑具，常常把人折磨致死。
宋代，對枷的重量有一定的限製，但在實行時枷的重量常常超出規定。有的地方製的枷用鐵皮包邊鑲角，稱為“鐵葉枷”，例如小說《水滸傳》中林衝和武鬆發配時戴的枷，就是七斤半重的“團頭鐵葉護身枷”。有的地方用鐵鑄成鐵枷，其重量肯定要遠遠超過木枷。盡管在宋初太平興國三年(978)曾頒發過不得以鐵為枷的詔令，但鐵枷仍被某些酷吏使用。用超重的刑具殘酷地折騰犯人，或者能從犯人身上詐出點兒禮錢。金代的枷也常常超出規定，泰和四年(1204)七月，金章宗完顏曾派官員到各地巡察，對濫用重枷的現象予以查究，但並不能徹底禁絕。這或者是上麵的查禁隻是裝裝樣子，或者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刑罰層層加碼，越是下麵越黑暗，這種社會現象在曆史上亦然。
明代初年，太祖朱元璋詔令統一枷的型號。規定枷長五尺五寸。兩端一尺五寸，用幹木製作，死刑犯人戴的枷重三十五斤，徒罪、流罪犯人戴的枷重二十斤，杖罪犯人戴的枷重十五斤，長短輕重的數據皆刻在枷上。洪武二十六年(1393)下詔，凡在京的各衙門所用的刑具都必須經過檢查，符合規定的標準才準許使用。但是，實際上明代的枷比以前各代更重，由宦官控製的東廠、西廠用的枷就越做越重，越做越奇。
正統年間，國子監祭酒李時勉和宦官王振有隙，王振捏造罪名將李時勉等處以枷刑，並製作了幾副百斤大枷，命令將李時勉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鑒三人枷號示眾。其中一副最重的有一百多斤。是王振讓人給李時勉特製的，但金鑒爭著要戴重枷，說：“我年輕力壯，給我戴這麵枷吧。”李時勉也不示弱，說：“老夫筋骨更堅，還是我戴吧。”就搶先戴了重枷。當時正值盛暑炎夏，他們被枷三天仍未解除，於是便激起了民憤，監生李貴等千餘人去皇宮門前請命，要求朝廷赦免李時勉等。皇太後恐事態擴大，責成英宗皇帝立即釋放了李時勉等人才平息了這場風波。
正德年間，宦官劉瑾專政時期製作的大枷重一百五十斤。給事中安奎、禦史張或奉旨去外地盤查錢糧回京，劉瑾向他們索賄而未成，就捏造罪名將安、張二人用一百五十斤的重枷夾於城門。當時正是夏季，雨下個不停，兩人被淋得像水母雞。都禦史劉孟赴任延遲了日期，被逮至京師，枷號於吏部衙門外。禦史王時中也因得罪劉瑾被枷於三法司牌樓下，遠近圍觀的群眾望見這種景象，都忍不住流淚。被枷號的還有給事中吉時、郎中劉繹、副使姚祥、參議吳廷舉等，吳獻臣因為彈劾劉瑾，被枷號於午門前長達一個月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