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高祖十一年(前196)，劉邦頒布求賢詔書：“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高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未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使明知朕意。”從這一求賢詔來看，劉邦要選取的對象，係具有治國才能的所謂“賢士大夫”，這種做法雖然仍帶有戰國時期“親士”的色彩，而且詔文所規定的推薦標準也僅僅是在遣使相國府時標出“行”、“義”、“年”而已，不過就令郡國薦舉人才這一點而論，實際上是開了西漢薦舉製的先河。由於當時實施改革的社會條件還不成熟，盡管在漢王朝建立後劉邦下了幾次求賢令，但終未能招致多少賢才。直至他去世，也隻是表示自己對“賢士大夫”的景慕之情，而不能在選拔人才方麵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因此，漢代選官製度的建立是在劉邦之後。
察舉製的正式確立
漢惠帝在位時，曹參、陳平執政，他們崇尚黃老，奉行“清淨無為”的方針，各項製度均遵循高祖、蕭何既定法令，無所更張。至文帝時，察舉製度逐漸建立起來。文帝即位於公元前180年，西漢建國至此已近30年。從仕進的角度來看，這個時期顯著的特點是正值官吏更新之際。更為重要的是，文帝本為北方邊地的代王，是統治階級內部鬥爭的一個偶然的機會把他推上皇帝的寶座。他當政之後，為鞏固自己的地位，樹立自己的權威，就必然要選拔一批對自己比較忠實的官吏。在這種情況下，要選拔自己的官吏，就必然要突破當時固有的選官製度而確立一種新的選官製度，察舉製便應運而生了。如果說高祖晚年僅僅是認識到仕進改革的重要性而下詔求賢的話，那麼文帝時期這一問題便成為議事日程上需要處理的大事了。
文帝當政後，一方麵以恭儉、敦樸取得擁立他的大臣們的繼續支持，另一方麵也企圖逐步擢用一部分新力量，為自己固本。據《漢書·文帝紀》記載，公元前178年發生日食，文帝下罪己詔說：“……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同書又載，公元前165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傅納以言。”從文帝所頒布的詔書中可以看出，一種新的取士方法在文帝時形成。這種選官的做法一般分4個步驟進行：第一，先由皇帝不定期下詔令，根據所需人才，指定薦舉科目；第二，自丞相、列侯、公卿至地方郡國按所定科目察舉人才；第三，各地把所薦舉的人才送集京都，由皇帝親自對他們進行策問；第四，依據對策的高下，依次授官。這4個步驟是察舉製度最基本的特征。
據《漢書·晁錯傳》記載，文帝的詔書頒布之後，“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由是遷士大夫”，這說明這種選舉製度是很受當時的士人歡迎的。文帝利用察舉製度選拔人才，也有許多生動的事例。當時有個叫張釋之的騎郎，很有賢才，在求賢令下達後，被中郎袁盎推薦給文帝。文帝親自召見了張釋之。張釋之把秦王朝之所以滅亡、漢王朝之所以興起的原因進行了一番分析。文帝聽完後覺得張釋之很有才能，當即拜他為謁者仆射。張釋之受命後，發揮了治國的才能，尤其是執行法律嚴明公正。
雖然察舉製在文帝時已建立，但在當時並沒有成為選官的常製。文帝在位23年，僅下過兩次察舉詔令，而且所察舉的對象基本上未超出現任官吏的範圍，比如晁錯在察舉前為秩百八石的太子家令。察舉製發展為一種比較完備的仕進製度，並得以真正確立其在兩漢仕進製度中的主體地位，是在漢武帝時。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漢武帝對於察舉人的標準製定了明確的新規定。《漢書·武帝紀》曰：“建元元年(前140)冬十月，詔丞相、禦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土。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這就是說，凡崇尚百家之言的，一律作為“亂國政”而不予察舉。《漢書·董仲舒傳》雲：“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這就是曆史上所稱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自董仲舒以後，儒家學說取得了中國學術思想上的正統地位，而察舉的主要標準也就以儒術的高低定去留了。這是首次對察舉人才的明確規定。
其次，察舉取士的範圍比以前有所擴大。文帝時，被察舉者基本上限於現任官吏。到武帝時，吏、民均可被察舉。董仲舒的主張是：“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例如：公孫弘就是以平民被察舉的。他年輕的時候當過看守監獄的小吏，因犯罪而被罷免了。他家裏很貧窮，少時曾“牧豕海上”，到40歲時才開始學習《春秋》等史書。漢武帝即位後，“招賢良文學之士”。這時公孫弘已經60歲了，被淄川國(今山東壽光一帶)推薦為賢良之土。他應召入京，被征為博土。武帝派他出使匈奴，回來後奏事“不合意”，被斥責為無能，便告病還鄉。元光五年(前130)，武帝再次征召賢良文學，淄川國又把他推薦上去。他謙讓再三，說：“前已嚐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卻堅決要推薦他，公孫弘便再次西行進京。武帝親自召見各地薦舉的100多名儒生，經過策問，公孫弘對策最好，被擢為第一，當即拜為博土，待詔金馬門。後奉命出使西南夷，回京後，武帝“察其行慎厚，辯論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很滿意，一年之中直升至左內史，幾年後再遷至禦史大夫。元朔中，代薛澤為丞相。按照漢朝的常規，一般是由列侯晉升為丞相，而公孫弘無爵而居相位。武帝為此特詔雲：“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從此以後，就有先為丞相然後再封爵的成例。公孫弘身居丞相，為百官之首，但他生活很儉樸，平時粗茶淡飯。他用自己積蓄起來的俸祿蓋起了一座茶館，招待各地來投奔的賢人，經常和賢人智士商量國家大事，並屢次向武帝薦舉賢能之士。公孫弘為丞相禦史先後共6年，晚年患病時還上書武帝，勸說要“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以厲百姓勸賢才”，並主動請求歸還封爵及丞相職位，以“避賢者路”。武帝非常讚揚公孫弘以國家為重的品德，賞賜給他許多金錢和布匹，勸他好好休養治病。後來公孫弘至80歲終於丞相位。《漢書·公孫弘傳》稱“公孫弘起徒步”，就是說他被察舉時乃一介平民，並非現任官吏。此外，嚴助被察舉賢良時，也同樣是“布衣之士”。董仲舒主張地方郡國每年推舉兩人，使這種做法進一步製度化，但後來根據官員需要麗臨時察舉，沒有受時間的限製。秦國貴族用的金帶鈞
再次，武帝時察舉的科目有所增加。文帝時，兩次察舉詔令所列的科目，一為“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一為“賢良能直言極諫者”，其實二者是同一意思。到武帝時，除已有的“賢良科”之外，又增加了“孝廉”、“秀才”等新科目。由此可知，兩漢察舉中最重要的歲舉孝廉科，正是從元光元年開始實行的，而且還具體規定了察舉的人數。察舉製以歲舉性科目的產生為標誌，既表明它本身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比較完備的仕進途徑，也表明它作為兩漢仕進製度的主體地位的確立。
兩漢察舉的科目
兩漢察舉科目分為常科和特科。
(一)常科
所謂“常科”，是指定期、經常性進行的科目。一般說來，常科是指歲舉性科目而言。常科中最主要的是孝廉，其次是茂才。
1．孝廉
孝廉實際上就是人們常說的“孝子廉吏”。孝廉之科在漢代是一項範圍十分廣泛的察舉科目。《漢書·武帝紀》雲：“元光元年(前134)冬，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董仲舒傳》雲：“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故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漢朝以孝治天下，所以後來“孝廉”逐漸成為察舉中經常使用的一種科名，並要求地方郡國每年推舉兩人，使這種做法進一步製度化。被薦舉的孝廉多是先到郎署任職，然後由郎官轉遷為尚書、侍禦史，或外遷為縣令、長、丞，再遷為刺史、太守。“世祖詔：方今選舉，賢佞朱紫錯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誌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日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複問，文中禦史；四日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悌、廉正之行。”文中講的“四科取士”，就是兩漢孝廉察舉的4項標準。孝廉的要求，一是歲舉，二是要由地方即郡國向中央薦舉，三是有人數的限定。
孝廉重品行，所以應選的人很少，郡國執行也很不得力，有時甚至薦不出1人。舉孝廉製度剛開始推行時，竟然出現了“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的現象，原因是當時漢承秦製，如果舉人不當則要受懲罰。為將孝廉推行下去，武帝於元朔元年(前128)冬十一月下詔，令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薦罪，之後更嚴格規定：“不舉薦，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當免。”舉孝廉這才得以順利地推行下去。
如前提到，孝廉剛舉時，每郡令舉2人。西漢後期，大土地所有製已有了突出的發展，豪強地主的勢力明顯增長。東漢時，豪強地主勢力更是急劇發展。豪強地主在經濟上的發展，必然要求相應的政治權力，這樣原來不分大郡、小郡一律歲舉兩人的製度就不適應形勢的需要了。為滿足豪強地主的政治要求，漢和帝頒布了察舉孝廉的規定：“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人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舉一人，不滿十萬三歲舉一人。”自此，舉孝廉的多少取決於各郡人口的多少，即按人口比例來決定所察舉孝廉的人數。
舉孝廉製度對於加強封建統治具有重要意義。西漢前期諸帝對於儒學與儒者，經曆了一個從不認識到認識、從不理解到有所理解、直到最終采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過程。漢代統治者之所以最後把儒學定為顯尊的地位，顯然是認識到了儒學維護其統治地位所發揮出來的巨大效用。考察西漢前期統治者對儒學的態度的變化，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它恰好與察舉製度發生、發展的節拍相吻合，均呈現出三峰兩穀的波浪形變化。西漢前期儒者一步步地走向政治舞台的曆史，實際上就是察舉製度發生、發展的曆史。隨著舉孝廉製度的推行、深化，各地儒者通過察舉孝廉進入漢王朝官吏的行列，使漢王朝官吏隊伍逐步儒學化。漢武帝獨尊儒術，統一思想，加強封建統治的目的，就是這樣以舉孝廉製度為杠杆，一步一步地變為現實的。在這種情況下，舉孝廉製度作為提倡儒學的重要環節，自然受到格外重視。在這一製度的刺激下，讀書人競相講求孝行、廉潔，社會上逐步形成一種注重名節的風氣。東漢以後，統治者尤其全力尊祟節義、敦勵名實，遂使此風大盛。在一定的曆史時期內，這對於振勵風俗自然有某種積極的意義。
為了防止在察舉孝廉過程中出現弊病，東漢順帝規定對被察舉的官員實行“試任製”，即被察舉的人必須先試任1年(猶如今之試用期)，如果能勝任職守，則可轉為正式官職；若不勝任，就要被撤銷資格，而且推舉的人也要相應受到處罰。例如：太尉施延“以選舉貪汙策罷”。此外，從漢文帝開始，還采取了策問的辦法來考察被察舉者的才幹學識。這種策問考試，至武帝時才比較普遍實行起來。《漢書·武帝紀》載：“元光元年(前134)五月，詔賢良曰……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鹹以書對……朕親覽焉，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通考·選舉考六》雲：“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董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複策之，對畢複策之，遂以為江都相。”《漢書·杜欽傳》曰：“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對策的具體做法是：先由皇帝提出一些關於治國理政的重大問題，這些問題按難、易分為甲、乙等科，均作密封，然後由被察舉人任意抽取問題回答，稱為“射策”。最後根據他們回答的成績優劣派官。例如：公孫弘就因“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而拜為博士。但是，這些辦法對於植根於極度黑暗政治之中的舉孝廉製度的弊病來說，是微不足道的。
2．茂才
茂才，西漢曰“秀才”，東漢時避光武帝劉秀諱改為“茂林”。
察舉、茂才是漢武帝所創。據《漢書·武帝紀》載：“元封六年(前106)……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元封五年，大司馬大將軍衛青薨，初置刺史部13州。名臣文武欲盡，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而致千裏，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亦在禦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決國者。”宣帝及元帝之世，均有舉茂才異倫或茂才特立之事。
從武帝詔令中可以看出，舉“茂才”與“異等”連在一起，顯然茂才與異等的含義是差不多的。值得注意的是，茂才之選，每每由皇帝派員循行地方時直接進行察舉，這也進一步表明了察舉茂才特舉的特性。
從茂才的資曆來看，既有已仕之官吏，又有州郡吏與被察舉之孝廉，還有太學生、平民等。不過相對來看，已仕之官吏與孝廉所占的比重比較大。茂才的使用絕大多數是當顯靈或相當於顯靈一級的官吏。與孝廉相比較，茂才的使用顯然較孝廉為重要。因為茂才是高一級的察舉，所以每年察舉茂才的人數十分有限，故其影響較之舉孝廉略小一些。
(二)特科
漢代察舉的特科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種：
1．賢良方正
賢良方正科在文帝時曾舉行過兩次，武帝時繼續保留。《漢書·昭帝紀》載：“始元元年(前86)，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漢書·宣帝紀》載：本始四年(前70)，詔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2．孝悌力田
漢惠帝四年(前191)、高後元年(前187)、文帝十二年(前168)及宣帝地節三年(前67)均有舉孝悌力田之事。
3．薦舉勇武之士
凡熟知兵法或掌握某些技藝的人，郡國均可薦舉。漢成帝元延元年(前12)，詔公卿、博士、議郎“與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漢書·平帝紀》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秋，舉勇武有節、明兵法，郡一人，詣公車”。
4．博士弟子和文學掌故
《漢書·儒林傳》載：“為博土官置弟子五十人，複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裏、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等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又雲：“平帝時，王莽秉政，增文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
5．以明經進身者
明經就是通曉經學。自武帝尊祟儒學，明經亦為察舉及人仕之一途。《漢書·龔遂傳》載，龔遂以明經為官，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出補穀陽長。《通考·選舉考》雲：“孝平五年，召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曆數、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以及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
6．以明法進身者
明法就是通曉法律。《漢書·元帝紀》載，宣帝對元帝說：“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意思是說：漢治國的傳統製度是儒法兼用，故在選官時除重視儒生以外，也把明律令文法者作為察舉的一個科目。例如：鄭崇的父親鄭賓就是以明法被選為禦史的；薛宣以明習文法，詔補禦史中丞。
7．以學童進身者
《漢書·藝文誌》雲：“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禦史、史書令史。”
察舉特科中除了上述比較重要的途徑之外，還有許多其他的途徑，因為隻是偶爾實行，影響不大，這裏不再敘述。
漢代所實行的察舉，不一定在全國範圍內普遍實行，而是根據人才需要在特定地區內舉行，有時隻在三輔、三河等地，有時則限定在內地某些郡縣。察舉的辦法，有時隻限於丞相、禦史大夫等高級官員直接向皇帝推薦，有時則由朝廷派人直接到地方進行察舉。《漢書·宣帝紀》載，宣帝元康四年(前62)，“遣太中大夫強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才異倫之士”。
到魏晉時期，秀孝兩科的，察舉依然繼續實行。魏文帝曹丕即位局，常令郡國選舉人才。黃初二年(221)二“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舉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拘戶口。”黃初三年又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晉武帝泰始五年(269)又詔令“州郡舉勇猛秀異之才”。東晉時作出明確規定歲舉孝廉，“江左以丹陽、吳、會稽、吳興並大都，歲各舉二人。漢製歲遣上計掾史各一人，條上郡內眾事，謂之偕簿，至令行之。”
魏晉南北朝時期，察舉製變成了九品中正製。晉以後，專以門第高下代替對士人道德行為的評定，失去了察舉的意義，但仍繼承漢的傳統，郡察孝廉，州舉茂才。據《宋書·百官誌》記載：“江左揚州歲舉二人，諸州舉一人，或三歲一人，隨州大小，並對策問。”據《晉書·孔坦傳》記載，晉官品令中規定：“舉秀才必五策皆通為郎中，二策不通不得選。”“有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此外，在兩漢察舉中可先舉孝廉後舉茂才，西晉遵此而行；在東晉則實行分割，隻許舉單科，二途不得交叉。這就說明魏晉時期，察孝廉、舉茂才依然秉承漢製，仍是察舉人仕的正途之一。對世人包括在任官員來說，它仍是夢寐以求的榮譽之舉。例如：孫權當時雖已登將相之位，當他求舉孝廉後還引以為榮。又如：右護軍鎮西將軍陸遜已晉封為婁侯，因他在建安二十四年(219)的戰功被舉茂才，他感到這是一生的光耀。還有屬將蔣琬，雖已在丞相府中為東曹掾，但仍舉茂才。不僅大將軍如此，一般官員也把舉為孝廉或茂才作為畢生的宿願。如周“為刺史召為別駕從事，府舉秀才，除議郎”。盡管這種形式的察舉純是形式，並無實在意義，但它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魏晉時代的世風。
以上說明，魏晉南北朝也是處於多元取仕的狀態，隻不過它以九品中正製為主導，比漢朝的察舉製更為成熟、更進一步製度化了。
隋唐廢止九品中正製，實行科舉製，察舉製近乎消失。唐太宗曾準備允許自舉，被魏徵勸止。宋朝又有“保任”之製，保任是薦舉的一種新形式。上自侍從、台諫、館學，下至錢穀、兵武之職，有時也用薦舉的方式選任。薦舉者(舉主)對被舉者負有法律責任，如被舉者犯罪，舉主要連坐。根據司馬光的建議，薦舉分為10科，如第一科叫“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中高級官員每年須於10科內舉3人，於中書登記人冊，以備選用。
金朝規定：朝官六品、外路五品以上官，各舉廉能官1員。所舉名實相符，即議授官；若名實不符，酌情降罰。
明初重薦舉。太祖曾一度罷科舉，專以薦舉取士，其科目有聰明正直、孝悌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等。成祖時規定：京官文職七品以上，外官知縣以上，各舉所知1人，量才選用。仁宗時又規定：凡布、按二司及知府有缺，令三品以上京官保舉。應舉而不舉的，影響官員的升遷。清代選官，薦舉(當時叫“保舉”)仍是重要途徑之一，“薦擢一途，得人稱盛”。清代的保舉分為明保和密保，明保藩、臬、學3司可參加意見，密保則由巡撫1人決定。保舉範圍較廣泛，官吏、幕僚、教職、候補官員、富紳均可保舉。富紳主要通過賑捐保舉得官，官吏、幕僚主要以勞績列保。清廷還規定：黃河決口1處，允保舉卓異、尋常官員6人，但所保官員不一定參加黃河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