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科，沿襲明代的製度，以八股文作為考試的主要內容。專取《四書》、《五經》命題；由於題目來源不同，又分別稱為《四書》文和《五經》文。這種用於科舉考試的特殊文體，不論內容和形式，都有嚴格的規定。在內容方麵，作者必須代聖人立言，不僅要依據《四書》、《五經》等儒家的經典，而且要遵守一定的注釋。《四書》主朱熹集注；《易》主程頤傳、朱熹本義；《書》主蔡沈傳；《詩》主朱熹集傳；《春秋》主胡安國傳；《禮記》主陳潞集說。後來，《春秋》改用《左傳》本事，參用《公羊傳》、《穀梁傳》。在形式方麵，每篇文章由破題、承題、起講、人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落下或收結等部分組成。在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四個部分，各有兩股互相對應的文字，共有八股。八股文名稱由此而來。全篇的字數也有一定。順治二年規定：每篇限五百五十字。康熙二十年，增為六百五十字。乾隆四十三年，又增至每篇七百字，違者不錄。《四書》文和《五經》文，雖然同是八股文，但是，在科舉考試中，《四書》文比《五經》文更為重要。八股取士，既禁錮人們思想，亦抑製科學文化發展，流弊甚大。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1901)，下詔改革科舉：鄉會二試，頭場試中國政治史事論五篇，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道，三場試《四書》義二篇，《五經》義一篇，“凡《四書》、《五經》義，均不準用八股程式。”在中國資產階級興學校、廢科舉的革命輿論壓力下，慈禧太後根據劉坤一、張之洞等人的建議，於1905年9月宣布：“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在中國實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製度從此結束。
武科考試亦分童試、鄉試、會試和殿試四級。武童試，三年一次，於學政到任的第一年舉行。它和文童試一樣，先經縣試、府試然後院試。武童考試分三場：頭場馬射，二場步射，三場原試策論，後改默寫《武經》。合格者為武生。武生舉優者，準予參加鄉試；鄉試亦三年一次，於十月舉行，中式者稱為武舉人。次年九月，各省武舉人會集北京進行會試，中式者稱為武進士。武殿試，於會試後一月舉行。先試中式武舉人策題於太和殿，再於西苑(今中南海)試馬、步射及弓、刀、石。由皇帝親定甲第，再行傳臚典禮。一甲三名賜武進士及第，二甲若幹名賜武進士出身，三甲若幹名賜同武進士出身；一甲三名，分別稱為武狀元、武榜眼、武探花。傳臚後，武進士分別以武職錄用。
清代的武科，雖更加完備，但不過舊製相沿，對封建政治的影響遠不如文科。光緒二十七年下令廢武科。
製科由皇帝特詔舉行。清代的製科，有博學宏詞科、經濟特科、孝廉方正科、保舉經學和巡幸召試。但是，孝廉方正科僅在皇帝即位之年舉行，重在品德；保舉經學和巡幸召試僅在個別地區和特定範圍內偶一行之。人們常常談到的，隻不過康熙、乾隆年間的博學鴻詞科和光緒年間的經濟特科而已。製科程序簡單，一般由皇帝下詔開科，文武內外百科各舉所知；被舉者到京進行廷試，考試內容為製策或詩賦，然後從中擇出合格者，分別授以官職。
翻譯科是清統治者為八旗子弟特設的科目。有滿洲翻譯和蒙古翻譯。滿洲翻譯，滿洲、蒙古、漢軍均可報考；蒙古翻譯，則隻限於蒙古人。所謂“翻譯”，即將滿文或蒙文的《四書》、《五經》中的一段文字譯成漢文；或將漢文譯成滿文、蒙文，此科亦分童試、鄉試、會試，然無殿試。鄉試中額，初無一定。乾隆十三年規定：滿洲翻譯舉人中33名，蒙古翻譯舉人中9名。後因應試人數減少，中額亦相應減少。道光八年(1828)，翻譯鄉試，滿洲、蒙古分別減為七八名和兩三名。十七年又分別減為四五名和一名。二十年，蒙古翻譯鄉試的應試者僅有六人，因此諭令暫停。翻譯會試中式人員俱賜翻譯進士出身，但不分甲第，無狀元、榜眼、探花等稱號。滿洲翻譯，優者以六部主事即用，次者在主事上學習行走或歸進士班照例選用。蒙古翻譯進士在理藩院補用。
察舉製
察舉又稱“薦舉”，是封建社會一種由下而上推選人才的製度，即中央和地方的高級官員根據考察，按照一定的名目(標準)，將未有官職的士人以及下級官員推薦給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酌情授予一定官職或提升其職位。在秦以前，記載各種製度的《禮記》中有類似於察舉的記載：“司馬辨官論才，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這一記載說明，察舉製的萌芽確實已經出現，表明了儒家關於選官的一種政治主張。這一主張在秦漢時期得以實施，特別是在兩漢逐漸形成了詮選任用官吏的察舉製度。察舉製度是一種區別於宗法製的選官製度，其優越性是宗法製不可比擬的。從出現察舉製萌芽的選賢任能、薦舉形式到察舉製的正式確立，經曆了實踐和時間的檢驗，成為宗法製之後一種比較有效的選官製度。
春秋時期的薦舉
春秋時期，周王室衰微，諸侯各自擁兵為政，為鞏固自己的地位和國土，舉賢思想顯著發展。在士大夫以上的世官之中，也要舉賢了，此即所謂的“以世舉賢”。春秋末年，世官製進一步衰落，就連政治思想偏於保守的孔子也主張從下層舉薦有才能的人充實到官僚隊伍中去。《轂梁傳·昭公十九年》曰：“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這充分表明以舉選官已經成為當時一股很大的潮流。戰國時，由於貴族驕淫矜誇，根本不足任事，臣的賢與不賢、能與不能直接關係到國家的生存和發展，因而一些國君終於打破貴庶界限，從庶民中舉用人才。隨著社會生彥方式的變更，世官製度趨於崩潰。當時各國激烈競爭，都想開辟土地、消滅他國，所以對舉用賢才十分重視。那些舉薦得人的國家，便能迅速繁榮強大起來。
齊國便是當時通過舉薦得人而強大起來的典型例證。公元前685年，齊桓公即王位，為爭奪霸主，首先就注意選拔人才。他接受鮑叔牙的建議，從魯國迎回管仲，而且不計射鉤之仇，與管仲交談了兩天兩夜而無倦意。從談話中，齊桓公發現管仲確實有才能，不是浪得虛名，便決定拜他為相，並誠懇地自省說：“我愛好遊獵，又貪戀女色，因此影響了建立霸業。”管仲說：“其實這些都是小事。君王不能成就霸業的主要原因：一是不知賢能；二是知賢不能用；三是用賢而不能信任；四是賢才與小人並用。好比建造大廈不能隻靠一根棟梁之才，浩瀚的大海不能隻靠一條河流之水。君王如果決定要拜我為相，請同時起用5個傑出的人才。”齊桓公詢問5個人的姓名。管仲說：“管理官吏，公平升遷，我不如公孫隰朋，請以為大司徒；管理農業，我不如寧戚，請以為大田；指揮軍隊，我不如王子成父，請以為大司馬；明察獄訟，我不如賓須無，請以為大理；剛直不阿，犯君顏而直諫，我不如東郭牙，請以為諫臣。君王若能任用這5個人，使各居其位，我才服從您的命令，為齊國建立霸業。”齊桓公答應了管仲的請求，把他推薦的5個人分別拜官，使各治其事。同時，還尊管仲為仲父，並通告百官：“凡國家大事，要先告訴仲父，然後再告訴寡人，重要決策由仲父裁決。”在管仲的治理下，齊國成為春秋五霸的第一個霸主國。管仲的政績為天下所傳誦。當人們讚頌管仲賢能的同時，也對鮑叔牙的識才和舉薦賢才的高尚品格大加讚賞。管仲也常常歎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牙。”公元前650年，管仲積勞成疾，在病危時，齊桓公握著他的手說：“仲父的病太重了，萬一不幸，我要把政事托付給誰呢?”當時寧戚和賓須無都已經先後去世了。管仲歎息說：“可惜呀，寧戚。”齊桓公說：“除了寧戚，沒有別人了嗎?我想委任鮑叔牙，如何?”管仲說：“鮑叔牙是我的恩人。但是，他不能當相國，因為他善惡太分明，不能寬容別人。梁十九年鼎見到別人的一點過錯，一輩子也忘不了，這是他最大的短處。”齊桓公問：“公孫隰朋怎麼樣?”管仲說：“公孫隰朋不恥下問，居家不忘公門，公而忘私。但天生的公孫隰朋隻能充當我的舌頭，我死了，舌頭也不會存在，恐怕您不會用公孫隰朋太久，因為他的身體也比較差。”齊桓公又問：“你看大夫易牙怎麼樣?”管仲說：“即使您不問我，我也要說，易牙、豎刁、開方這3人都是小人，一定不能親近。”齊桓公說：“為了讓寡人嚐到鮮美的人肉，易牙把自己的兒子殺了煮熟給我吃，可見他愛寡人勝過愛他的兒子。”管仲說：“人情至深，莫過於愛憐自己的兒子。他對兒子都這樣殘忍，將來會怎樣對待您呢?”齊桓公說：“豎刁為了進宮能日夜伺候寡人，寧願忍受宮刑，可見他愛寡人勝過愛自己，怎麼可以懷疑呢?”管仲說：“愛護自己的身體，是人之常情。他忍痛損害自己的身體，為了討好大王，他一定是有企圖的。”齊桓公說：“開方是衛國的公子，他放棄擁有1000輛兵車的太子地位，而做寡人的臣子，父母死了也不去奔喪，可見他愛寡人勝過愛他父母，這是不應該懷疑的吧!”管仲說：“再親的人情，莫過於孝順父母。他連父母都不孝順，怎麼會愛國君呢?擁有1000輛兵車，是一般人的欲望，他放棄這個好處投奔而來，一定是想得到更大的好處。您一定不要親近他，否則國家肯定要大亂。”齊桓公說：“他們3人在我身邊已經，很多年，仲父為什麼以前不告訴我呢?”管仲說：“我所以不說，是想讓您生活舒心。這3個人好像洪水，我就是堤防，我活著的時候，他們不敢作亂，我死了以後，他們恐孤就要犯君作亂。您以後一定要遠離他們。”管仲與齊桓公的對話被人竊聽而告訴了易牙，易牙十分惱怒，趕緊跑到鮑叔牙麵前，說：“仲父當相國是你推薦的，現在他在病危中，君王問他誰可以繼任相國，他竟然忘恩負義地說你不能做相國，而推薦公孫隰朋，我很為你抱不平。”鮑叔牙不以為然地說：“我當時推薦管仲為相，是因為他有賢相之才，並不是為了朋友之間的交情。我當司寇驅除奸佞小人還是有餘力的，但不能挑起整個國家的重擔。”易牙挑撥不成，尷尬而退。管仲死後，齊桓公按照管仲的遺囑，拜公孫隰朋為相，果然不到1個月，他就去世了。齊桓公又以鮑叔牙為相，鮑叔牙推辭不了，說：“我沒有管仲的才能，如果一定要讓我為相，請遠離易牙、豎刁和開方3個小人。”齊桓公說：“仲父早就囑咐過，我怎麼敢不遵從呢?”於是立即斥逐了3人，不許入朝相見。鮑叔牙謹慎地按照仲父製定的政策行事，齊國仍然保持著霸主地位。
此外，其他一些國家也采取破格提拔人才的做法，如楚國起用虞丘孫叔敖、晉國任用解孤等人。凡是能不拘一格起用人才的國家，都很快變得強大起來。
與其他國家相比，齊國實行的選賢任能與薦舉是最成功的。秦朝到穆公時，主要的選官方式仍然是世官製度，不過當時的世官者僅限於大夫以上，大夫以下的士、府、吏、胥、徒等卻取諸“鄉裏賢能”，這就是《周官》所記載的鄉舉裏選製度。這種製度一般習慣稱為“選舉”，但其確切的含義不是我們今天所理解的“選舉”，而是薦舉。秦穆公在位時，推行推擇為吏的辦法，就是鄉舉裏選的遺留，並加以完善、發展。考察春秋時期秦朝的薦舉選官的史實，有一個十分值得注意的特點，即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宗法製的藩籬，大膽舉用本宗族及本國以外的人。就通常情況來看，春秋列國之執政，多以宗族任之，外人極少受到重用，這也是導致各國衰落的一個原因。秦與此恰恰相反，其本族人受重用者遠不如外人多。例如：春秋時，秦宗族同姓見於經傳記載者：僅有公子縶等寥寥數人，而為秦所用並發揮重要作用的外人如百裏奚、蹇叔、由餘、巫豹、公孫枝、內史廖、隨會、白乙丙、西乞術、孟明視等濟濟一堂。秦穆公大膽地從已淪為社會下層的人物之中舉用人才，起用百裏奚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對百裏奚的起用，還有一段生動的故事。百裏奚原是虞國的大夫，虞被晉滅亡後，百裏奚作為亡國大夫被帶到晉國。公元前655年，秦穆公派公子縶代自己去晉國求婚，晉獻公把大女兒許給了秦穆公，還送了一些奴仆作嫁資，其中就有百裏奚。在回秦國的路上，百裏奚偷偷地跑掉了。跑了一個奴仆，公子縶完全不在意。在半路上，他看到一個臂力過人的大漢，就把他招來充數，帶回秦國。這個大漢名叫公孫枝，晉國人。秦穆公在完婚以後，查閱陪嫁奴仆的名單，發現少了一個百裏奚，就問公子縶。公子縶說：“他是虞國人，是個不肯在晉國當官的亡國大夫，在陪嫁的途中逃走，不知去向。”秦穆公再詢問公孫枝。公孫枝說：“百裏奚是一個很有本領的人，可惜懷才不遇，沒有施展才能的機會。”秦穆公聽後，馬上派人四處打聽百裏奚的下落。百裏奚半途逃跑後，跑到楚國。開始，他被楚國當作北方諸侯國派去的奸細，大遭淩辱和鞭打。當楚國人弄清他的來曆時，才允許他住下，讓他放牛。由於他有一套放牛的本領，凡是經他放的牛都很肥壯，因而很快聞名楚國。不久，連楚成王也知道他的名字，並派他去南海牧馬。當秦穆公知道了百裏奚的下落後，便準備了厚禮，想派使者到楚國，請求楚成王送回百裏奚。公孫枝連忙阻止說：“不能這樣做，現在楚國還不知道百裏奚是個怎樣的人物，所以才派他去牧馬。要是你以厚禮去請他，這不是公開告訴他們，秦國將要重用他。這樣，楚國哪肯放他回來?”後來經過大臣們的反複計議，秦穆公按照當時一般奴隸的身價，派使者帶了5張黑色的上等羊皮前往楚國。使者遵囑獻上羊皮，並對楚成王說：“鄙國有個奴隸犯了法，逃藏在貴國。這個人名叫百裏奚，請讓我們把他贖回去治罪。”楚成王不知其中底細，信以為真，便把百裏奚裝上囚車，交還給秦國使者。百裏奚一到秦國，秦穆公親自為他打開囚車，待以上賓，並向他請教治理國政的大事。他們就如何富國強兵、爭霸諸侯的謀略進行商討。經過幾次長談，秦穆公懂得了不少治國安邦的道理，覺得百裏奚的確很有才能，便要拜他為相國，但百裏奚堅決推辭。他說：“我算得了什麼?真正能治國平天下的人是我的老朋友蹇叔，他的才能至今尚未被人發現，我必須為他宣揚一番。譬如：我曾想去侍奉齊君，就因他的勸阻才沒有去成，使我免於在齊受難；王子頹要重用我，又是他的阻止，才使我免於受株連；後來我要去侍奉虞君，他也曾反對過，當時我雖知虞君不可能重用我，但由於環境所迫，也是為了貪求爵祿，聽不進他的勸告，結果便和虞君一起成了晉國的階下囚。像蹇叔這樣有遠見卓識的人，確實難得!您若有誠意要引進人才，最好還是把他請來吧!”秦穆公自然樂於尋訪這位賢才，便立刻請百裏奚寫信，派公子縶到鹿鳴村迎接蹇叔。但是，蹇叔不願意出來做官。公子縶再三央求，最後說：“要是先生不肯去，恐怕百裏奚也不會留在秦國。”蹇叔聽了，歎口氣說：“百裏奚是個很有才能的人，一直找不到一個施展才能的地方，現在總算碰上理想的國君了，我理該成全他。”就答應公子縶說：“好吧，我就為他走一趟，但我還得回來種我的地呀!”公子縶又同蹇叔的兩個兒子西乞術和白乙丙交談，覺得他們也是很不平凡的人物，經再三懇求，把他們兩人也一起請到秦國來了。秦穆公見到蹇叔，非常高興，就向他請教怎樣做個有作為的國君。蹇叔隨口談吐，有條不紊，使秦穆公聽得入神，連飯都忘了吃。次日，秦穆公就拜蹇叔為右相，百裏奚為左相，西乞術、白乙丙為大夫。由於重用賢才，注重發展生產，操練兵馬，秦國很快富強起來，並一舉擊敗了中原強大的晉國，俘虜了晉惠公，滅掉了梁國和芮國。後來秦穆公又吸取因不聽蹇叔、百裏奚的勸告而行“崤之戰”的沉痛教訓，轉而向西發展，擴地千裏，做了西戎的首領，成為繼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而崛起的強大諸侯國，稱霸於西方。
招徠和任用出身比較低賤而有真才實學的人為秦國所用，這是秦國選拔官吏的一個顯著特點。秦相李斯在《諫逐客書》中曾說道：“昔穆公求士，西取由餘於戎，東得百裏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枝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並國二十，遂罷西戎。”這是對秦國選官製度的一個很好的總結。
在那樣一個時代，任用一個用5張羊皮買來的人，是需要勇氣和魄力的，與秦同時的齊、晉、楚3國就缺少這種勇氣與魄力。雖然這3國或多或少地亦實行“薦舉”，並且取得了一些成績，但與秦相比較仍有很大差距。這些國君仍受宗法製的束縛極重，沒有像秦國那樣大膽地突破陳規，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用人。當然，秦之所以能突破宗法製的限製，是與它本身曆史發展的特殊性密切相連的。秦建國較晚，當時宗法製已經開始動搖，日漸出現了禮壞樂崩的局麵，在這種情況下發展起來的秦不可能像其他諸侯國那樣實行嚴格的宗法製。不僅如此，秦地處偏僻之地，長期在戎夷之間，難免會受到其習俗的影響。直到商鞅變法前夕，秦國人和夷戎一樣，仍然處在父子無別、同室而居的狀態中，以致中原各國一直稱秦為“夷狄”。
秦在商鞅變法後，選官製度由薦舉製發展為保舉製。保舉製除具備薦舉的特征外，還有其他一些規定。孫承澤在《春明夢餘錄》中對保舉的解釋是：“保舉者，舉其顯，複保其微；舉其始，複保其終”，即保舉人與被保舉人同進共退。秦昭王五十年(前257)，秦將鄭安平帶領軍隊進攻趙國，結果反為趙國軍隊包圍，鄭安平率領、2萬名士兵投降趙國。鄭安平是由秦相範雎保舉而為將軍的，按照當時的秦令，範雎保舉不當，應誅，罪罰九族，但秦昭王十分寵信範雎，不但沒有將他立即正法，反而下令不準任何人議論鄭安平投降這件事，如果有談論者處以重罪。不過兩年，範雎保舉的王稽犯法，範雎與王稽同時被誅。由此可見秦朝保舉製的具體情況，並且在實施過程中，其法製性基本上能得到貫徹執行。
由鄉裏選舉演變而來的薦舉製在漢代得到了新的發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察舉。所謂“察舉”，就是考察後予以薦舉的意思，即先由丞相、列侯、刺史等推薦，經過考核合格後，授給官職的製度。從薦舉到察舉，反映了我國古代統治階級在選取人才方麵由簡單到比較複雜、由粗疏到比較嚴密的進步。
察舉製的萌芽
秦滅亡後，項羽自稱“西楚霸王”，封劉邦為漢王。劉邦既不願聽任項羽的擺布，又懾於項羽的勢力，不敢公開抗衡，就采納丞相蕭何和將軍樊噲的建議，接受“漢王”封號，前往陝西漢衝。後來在楚漢戰爭中，劉邦重用謀土張良，計聽蕭何，還破格提拔韓信，築台拜將，委以重任。由於劉邦善於用人，收攬四方人才為其盡力，而項羽隻有範增一個有才的謀士，卻還加以猜忌，不聽其計，結果在劉邦的銳利攻勢下，項羽很快失敗。
劉邦即帝位後，立即著手安撫百姓，分封有功的大臣。漢高祖五年(前202)，劉邦在洛陽南宮大擺筵宴，犒勞全體文武功臣。在宴席上，劉邦說：“列侯諸將都講一講，我能夠取得天下的原因是什麼?項羽兵勢強大，最後卻以失敗而告終，又是什麼原因?”王陵和另一人回答：“陛下平時待人傲慢無禮，項羽表麵上看來仁慈愛人，但是陛下指揮將士攻城掠地，所奪取的城池都封予有功之臣，與天下人同享其利，所以將士願意為陛下效勞。而項羽嫉賢妒能，剛愎自用，猜疑功臣和賢人，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這是項羽失敗的根本原因。”劉邦卻不同意二人的分析。他說：“你們二人隻知其一，不知其二。若論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我不如張良；鎮定國家，安撫百姓，源源不斷地供給軍餉，我不如蕭何；統帥百萬大軍，戰必勝，攻必取，我不如韓信。這3個人可稱當今天下豪傑，而我能真誠委用，這就是我之所以能得天下的原因。項羽隻有一個範增，尚且不能重用，這就是他被我滅亡的原因。”這是劉邦對自己功業成就原因的經驗總結。劉邦深知人才的重要性，因此漢初選拔官吏特別注重真才實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