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是原始社會末期由民主推選產生的最後一個部落聯盟領袖。在他的身上，既保留著原始社會部落聯盟首領的特征，又有了階級社會中專製君主的征兆。他當時的權力已經很大了，為了進一步加強自己的權威，到處舉行盟會。他在塗山召集各氏族部落首領集會時，首領們帶著很多禮品來朝見他。他在會稽大會諸侯的時候，有個防風氏的首領遲到，禹一怒之下，把他處死，可見他已經很專橫了。
按照傳統的禪讓製，禹在他晚年，也先推舉一人作為他的繼承人，這人就是在舜時擔任過司法官、後為東夷首領的皋陶。推舉不久，皋陶死去，又再推舉東夷的首領伯益。與此同時，禹又多方為他的兒子啟培植勢力。因此，在禹死後，啟就取得了夏朝第二代帝位。據《晉書·束皙傳》注引《竹書紀年》雲：“益幹啟位，啟殺之。”可見伯益和啟在帝位的爭奪中進行過一場激烈的戰爭，伯益終因失敗而被啟所殺。韓非子說：“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之弑其君也。”韓非子把舜、禹與商湯、周武王並舉，譚明虞、夏、商、周都是使用暴力取得政權的。這與文獻記載雖略有出入，但其中已指出原始社會後期禪讓製受破壞的現象。自啟殺伯益、以強權手段奪得帝位以後，我國原始時代的“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禪讓製便被父死子繼的傳子製所取代了。從此，世襲王權就正式確立，以“天下為家”的奴隸製國家體製已基本確立。
應該說，禪讓製是我國原始社會的曆史投影，不是憑空虛構的。它反映了那個時代部落聯盟推舉首領的方式。部落聯盟是原始時代人類的一種組織形式，它通過民主方式推選自己的領袖，以領導聯盟成員進行生產和生活鬥爭。由於領袖是出於推舉，所以權位不能私人相授受。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物質不斷豐富，“私”的觀念逐漸形成，部落聯盟領袖頭腦中的民主意識也隨之淡漠，傳說中堯、舜、禹傳位中存在的矛盾糾結正透露出這種信息。
在我國古代一度相當盛行的民主選舉首領的禪讓製，其基本原則是選賢舉能。在從堯到舜、從舜到禹時期，禪讓製至少表麵上還在發生作用，但憑借強權、力圖變禪讓製為世襲製的企圖和鬥爭愈演愈烈。春秋戰國時代，以孔孟為代表的學者極力美化禪讓製，他們不了解當人類社會已經或即將進入階級社會時，世襲製比禪讓製更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性。因此，另外一些記載就顯得更合乎邏輯。例如：《竹書紀年》有“舜囚堯，複偃塞丹朱，使不與父見”的記載。韓非子更說：“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當時的實際情況，當是唐堯要求其子丹朱成為他的後繼者，虞舜代唐堯後也要求由子商均繼承，禹又憑借他的權勢和威望直接代替了虞舜。這樣，丹朱和商均就都被詆毀為“奸子”。事實說明，強力在實際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禹取得最高統治地位，博得諸夏首領的擁護，具有“夏後氏”的稱號，即諸夏之族的最高君長，正式建立了夏王朝。從此，世襲王權才完全確立下來，開始了我國文明時代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