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尚書·大禹謨》記載：“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曰：‘禹，官占，惟先蔽誌，昆命於元龜。朕誌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稷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禹和舜的這段對話看，禹之所以堅決推辭當接班人，其本意是怕“民不依”，而他竭力推薦皋陶當候選人的原因，是因為皋陶“黎民懷之”。禹是從民心向背來考慮這個問題的，而舜是從“詢謀僉同”、“龜筮協從”這個角度來考慮的，認為“惟汝諧”。換句話說，舜認為，能否當接班人，不完全取決於人民是否擁護，還須取決於鬼神是否同意和四方諸侯長是否支持。從“鬼神其依，龜筮協從”這一條件可以看出，原始時代的所謂民主選舉還存在一定程度的虛偽性和依據“鬼神意誌”的欺騙性。但是，舜也知道民心向背的重要，所以在禹被確定為繼承人之後，便派他去治水。禹治理水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得到了人民的讚頌和愛戴，舜死後便自然被人民公認為正式首領了。由此可見，在原始時代，凡被推舉為接班人的人，都要經過一段時間的考驗，取得人民的信賴之後，才能繼承帝位。《禮記·禮運》有這樣的記載：“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當時部落聯盟的最高首領都必須由下一級共同選舉，並經過一定形式考核，得到大家的公認，才能確立為接班人。這就是我國古代傳說的“禪讓”製度。至於當時選舉的具體步驟和辦法，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唐堯和虞舜相繼擔任部落聯盟首領的時期，部落聯盟之間為了爭奪土地、財產、人口，戰爭頻繁發生，規模也日漸擴大。相鄰部落為了自衛和掠奪的需要，紛紛結成部落聯盟，設立由部落聯盟首領、軍事首領和宗教祭司組成的管理機構，負責處理日常的共同事務。重大事件由全體成員組成的議事會決定，但軍事首領的個人權力有日益加強的趨勢，這一時期被稱為“軍事民主製時期”。頻繁的戰爭，加強了各級軍事首領、部落首領和祭司的權力，部落聯盟首領的社會地位更是日益鞏固和上升。由這樣一批特殊人物和大小顯貴組成的集團，雖然在名義上仍代表廣大氏族成員的意誌，保留著決定一切重大事情的民主製度，但在實質上正在發生著變化。黃帝之後，顓頊時，為了更好地加強統治，將民政與宗教職務分開，部落首領隻管民政，不再兼管宗教事務，宗教事務另設祭司掌管，祭司還兼管天象曆法，“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南正重”是指善於觀察天象、通曉巫術的巫師之類的人物。“火正黎”由部落首領擔任並專管地上的“民事”，後來就發展成為各級官尹和國家機構。神事與民事的分離，標誌著國家權力和政府機構雛形的出現。
到舜時，部落聯盟議事會進一步蛻變為貴族的議事機關，內部分工更明確，如“八元’管土地，“八愷”管教化，契管人民，伯益管山林川澤，皋陶作刑等，共設9官，反映了國家統治機構已粗具規模。在部落聯盟內部，虞舜為了鞏固自己的首領地位，曾聯合屬於商陽氏的眾多部落軍事貴族“八愷”以及屬於高辛氏的眾多部落軍事首領“八元”，共同打擊反對他們的所謂“四凶族”和共工氏、崇伯鯀等反對勢力，“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鸌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從而加強了統治地位，“天下鹹服”。最後，舜還“野死”在這種“勤民事”的“南巡”途中。禹在位時，治理水患的成功極大地提高了他的威望，擴大了夏部落的實力。當大禹率眾對三苗發動大規模的軍事征伐，並取得三苗從此踣斃不振、絕後無主的決定性的勝利後，大禹顯赫的權勢和王權實際上已經基本上確立，同時建立世襲的王權條件已逐漸成熟。
據《史記·五帝本紀》載：“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堯之所以注意到其子丹朱“不肖”之事，就隱約可見在他的腦子裏已有“父子繼位”的影子了，隻是因為考慮到其子“不肖”，恐怕四方諸侯不服，才選賢而授。事實證明，當堯死後，舜想把帝位讓給丹朱，但“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在這種情況卞，舜才“踐天子位”。從《史記》記載看，舜頗有謙讓之意。《史記·五帝本紀》注引《竹書紀年》則雲：“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複偃塞丹朱，使不與父見。”又說明舜的帝位是用暴力取得的。兩種記載盡管不同，但都表明了堯舜時期禪讓製度已開始動搖了。後來，舜雖然也公開征求過自己繼承人的問題，但他心裏卻同樣想把帝位讓給他的兒子商均，也是因為商均“不肖”，禹以同樣的手段取代了舜的地位。可見，堯舜時代是由軍事民主製向世襲王權過渡的階段。他們在名義上雖然還實行禪讓，但實際上已有相互爭奪的苗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