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種旨趣，就是謀人類——指全體人類——生活的幸福和進化；
第二種旨趣，就是改造社會；
第三種旨趣，就是促進勞動者的自覺和聯合；
第四種旨趣，是對於現在的學生界、勞動界加以調查、批評和指導。
這班“小青年”的活動能量倒頗大，從報紙中縫所載“本刊代派處”便可見一斑：廣及上海、黑龍江、湖南、湖北甚至日本，其中既有“上海亞東圖書館”，也有“長沙馬王街修業學校毛澤東君”，均為這張小小報紙的“代派”，亦即發行。
《浙江新潮》第2期上，爆炸了一顆“巨型炸彈”，使杭州城地動山搖。
《浙江新潮》第2期登了施存統寫的《非孝》。
施存統又名施複亮，與俞秀鬆同齡，是浙江“一師”販賣部的負責人。他事母甚孝，但對父親的殘暴甚為反感，於是有感而發，寫了《非孝》。
孝，向來是“忠孝節義”的封建道德的四大支柱之一。這篇《非孝》一出，輿論當即一片嘩然。
浙江省省長齊耀珊、教育廳長夏敬觀這批“大人物”都披掛上陣，指責這小小的刊物《浙江新潮》倡導“非孝、非孔、公妻、共產”。由於刊物上注明“本社通訊處由浙江杭縣貢院前第一師範轉”，“大人物”們本來就視“一師”為眼中釘，借此發難，要撤辦校長經亨頤，驅逐“四大金剛”。
在學潮中，宣中華這位俞秀鬆的同鄉，被選為杭州學生聯合會理事長，領導學生們罷課，反抗浙江反動當局。
《浙江新潮》才出了兩期，便被警察封存。
當時在北京的陳獨秀，敏銳地注意到20歲的俞秀鬆所主編的小報《浙江新潮》，在1920年元旦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2號上，發表了一則隨感，深為讚賞，全文如下：
隨感錄74
《浙江新潮》——《少年》
《浙江新潮》是《雙十》改組的，《少年》是北京高等師範附屬中學“少年學會”出版的。《少年》的內容，多半是討論少年學生社會底問題，很實在、有精神。《浙江新潮》的議論更徹底，《非孝》和攻擊杭州四個報——《之江日報》《全浙公報》《浙江民報》《杭州學生聯合會周報》[3]——那兩篇文章，天真爛漫，十分可愛，斷斷不是鄉願派的紳士說得出來的。
我讀了這兩個周刊，有三個感想：（一）我禱告我這班可敬的小兄弟，就是報社封了，也要從別的方麵發揮《少年》《浙江新潮》的精神，永續和“窮困及黑暗”奮鬥，萬萬不可中途挫折。（二）中學生尚有這樣奮發的精神，那班大學生，那班在歐美、日本大學畢業學生，對這種少年能不羞愧嗎？（三）各省都有幾個女學校，何以這班姐妹們卻是死氣沉沉！難道女子當真不及男子，永遠應該站在被征服的地位嗎？
獨秀
陳獨秀確實有眼力，看出了《浙江新潮》“這班可敬的小兄弟”的勇氣和銳氣。果真，《浙江新潮》的主編俞秀鬆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一員勇將；另一主編宣中華後來受到列寧接見，成為中國共產黨骨幹，於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第五日死於龍華；《非孝》作者施存統亦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重要角色；至於“那兩篇文章”的另一作者夏衍，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在上海電影界地下工作的組織者、領導者。
《浙江新潮》在浙江被禁，俞秀鬆想在上海印第3期，到了上海未能辦成。正巧，看到報載少年中國學會王光祈在北京發起“工讀互助團”的啟事，俞秀鬆便在1919年底來到北京。
《浙江新潮》
俞秀鬆在北京大學見到了陳獨秀，並經陳獨秀介紹，來到北京東城騎河樓鬥雞坑7號參加了北京工讀互助團第一組，同時也在北京大學哲學係旁聽。
俞秀鬆在工讀互助團待了三個月，難以維持生活。他在1920年3月寫給駱致襄的信中宣稱：“我此後不想做個學問家（這是我本來的誌願），情願做個‘舉世唾罵’的革命家！”
他在1920年3月27日離京返滬，找到了老師沈玄廬，介紹到《星期評論》社工作。這時，他的老師陳望道也從浙江來到上海，也就職於《星期評論》社。
俞秀鬆、施存統、沈玄廬、陳望道這四位來自浙江第一師範學校的“浙江新潮”人物，進出於老漁陽裏2號，團結於陳獨秀周圍，都加入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陳獨秀頗為賞識俞秀鬆的才幹。正因為這樣，在籌建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之際，他指派了這位具有“奮發的精神”的俞秀鬆擔任了書記。
[1]據施存統自己說，“我於1920年6月20日去東京”，因此不可能出席這次會議。但他作為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八個創始人之一，則當之無愧。
[2]夏衍：《懶尋舊夢錄》，三聯書店1985年版。
[3]這篇“攻擊”文章署名“沈宰白”，即沈端先，亦即夏衍。
新漁陽裏6號掛起魏碑體招牌
上海霞飛路新漁陽裏6號那幢石庫門房子，人進人出，變得頗為熱鬧。
戴季陶早就搬走了，隻是那裏的玻璃窗上，還留著他當年興高采烈時，龍飛鳳舞般題的詩。
楊明齋是這幢房子新的承租人，不過，他隻住在樓上小小的亭子間裏。那裏放著一張寫字桌，一張單人鋪，便是他的一切。
樓下，客堂間，居然放著一張可供十幾個人同時圍著進餐的紫紅色的大圓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