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和它的書記俞秀鬆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建立，意味著向正式建立中國共產黨邁進了一大步。
維經斯基來華的主要使命是“組織正式的中國共產黨及青年團”，現在，建黨已在上海開始了，緊接著的任務便是建團。
幫助各國建團，原本是青年共產國際的任務。在1919年3月成立共產國際之後，在這年11月，歐洲14國共產主義青年組織的代表彙聚柏林，成立了青年共產國際。在蘇俄共青團17歲的代表拉紮裏·沙茨金前往林柏之前，列寧與他作了一次長談。沙茨金不負列寧的重托，艱難地穿越正處於戰爭之中的幾個國家的邊境，這才秘密到達柏林。開完代表會議，他又成功地返回了蘇俄。
俞秀鬆
設在柏林的青年共產國際那時還顧不上東方，沒有派出代表前往中國幫助建團。這樣，建團使命也就由維經斯基兼顧。
在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是在上海誕生，第一個青年團組織也是在上海誕生的。
那是一個炎熱的星期日——1920年8月22日——八位年輕人在上海霞飛路新漁陽裏6號聚會。
陳獨秀、維經斯基、楊明齋也來到了那裏。
陳獨秀的身份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書記，維經斯基作為俄共（布）遠東局的代表，楊明齋作為翻譯。
那八位年輕人是俞秀鬆、李漢俊、陳望道、沈玄廬、施存統[1]、袁振英、金家風、葉天底。
在這八個人之中，俞秀鬆、李漢俊、陳望道、沈玄廬、施存統、袁振英六人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
會議決定成立青年團——名稱定為“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亦即“S.Y.”（“社會主義”和“青年團”的英文的開頭字母分別為“S”、“Y”）。
青年團的名稱，在中國有過幾度變遷：
1922年5月正式成立時，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5年，改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35年11月，為了適應抗戰形勢，便於動員廣大青年參加抗戰，共青團改組，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青年救國會”、“青年抗日先鋒隊”等。
1946年，試建“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1949年4月，正式成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1957年5月，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之初，沒有年齡限製，連41歲的陳獨秀也是團員——凡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全部都是團員。直至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時也是如此，即黨員同時是團員。
到了1922年底，才明確團員有年齡限製，即23歲以下。這樣，一批超過這一年齡的黨員退出了“S.Y.”，個別的超齡而仍需留在團內工作的，稱“特別團員”。
在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八個發起人之中，年紀最輕的是21歲的俞秀鬆。陳獨秀指派這位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年輕成員，擔任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負責人。負責人的稱謂，根據維經斯基的意見，也叫“書記”。
這樣，俞秀鬆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第一任書記。
俞秀鬆這個後來跟斯大林有著友誼的人物，能幹而思想敏銳。他原名壽鬆，字柏青，曾用過化名王壽成。他後來在蘇聯工作時，叫“納利馬諾夫”。
他的浙江口音很重——他出生在杭州南麵不遠的諸暨縣，那裏是西施的故鄉。
對於俞秀鬆來說，人生中最重要一步是在1916年跨出的。那年，17歲的他考入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並在那裏成為“四大金剛”的門生。這“四大金剛”便是前麵已經提及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四位具有新思想的國文教員——陳望道、夏丏尊、劉大白、李次九。
俞秀鬆（後中）、羅亦農（前左）在外國語學社學習時的合影
這位來自小縣城的農村青年，受到新文化的洗禮。他很快就博得一個雅號，曰“三W主義”——英語中的誰、為什麼、怎麼樣都以“W”為開頭字母，他遇事總愛問“誰、為什麼、怎麼樣”，猶如“十萬個為什麼”。
五四運動風暴驟起，消息從北京傳入杭州城，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成了浙江的“北大”。滿腔憤懣，總想一吐為快，於是俞秀鬆和一班同學籌備辦了一個刊物。參加者有27人，有第一師範的俞秀鬆、宣中華、周伯棣、施存統、傅彬然，第一中學的查猛濟、阮毅成，浙江公立甲種工業學校的汪馥泉、孫敬文、蔡經銘、倪維熊、楊誌祥和沈端先。沈端先比俞秀鬆小一歲，他也就是後來以筆名夏衍著名的作家。學生們沒有錢，怎麼辦刊物？每人捐了一塊“袁大頭”（當年的銀元上刻著袁世凱頭像，人稱“袁大頭”），又向校長經亨頤、向“四大金剛”、向沈玄廬募捐，拿到了一點錢。
刊物在1919年8月下旬開始籌辦，定於10月10日出版創刊號，取名《雙十》——因為辛亥革命在1911年10月10日爆發，從此10月10日成為“中華民國”國慶日，稱為“雙十節”。
據夏衍回憶：
第一、二次集會的時候，我記得宣中華沒有參加，但是《雙十》出版之後，俞秀鬆和宣中華就明顯地成了這個小刊物的領導人。俞秀鬆，諸暨人，比我大1歲，但比我們這些人老練得多，最少可以說，他和宣中華兩個，已經不單是反帝的愛國主義者，而是明顯的受過十月革命洗禮的鬥士了。[2]
《雙十》出了兩期，編者們便不滿足於“中華民國”了。他們轉向激進，俞秀鬆提議把刊名改為《浙江新潮》。俞秀鬆親自寫了《發刊詞》，表明了這群20歲的熱血青年們的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