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間，安上了大鍋，居然還有專門燒飯的人。
樓下的廂房裏，放了一排排長凳、課桌，掛起了黑板。
樓上的廂房、客堂間，架起了棕棚，架起了鋪板，有好多人住在那裏。
新漁陽裏6號完全成了一個對外公開的機關，它居然還登在1920年9月28日的《民國日報》廣告上。那廣告全文如下：
1920年上海共產主義小組設立的外圍組織“外國語學社”舊址
外國語學社招生廣告
本學社擬分設英、法、德、俄、日本語各班，現已成立英、俄、日本語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課一小時，文法讀本由華人教授，讀音會話由外國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從初步教起。每人選習一班者月納學費兩元。日內即行開課，名額無多，有誌學習外國語者請速向法租界霞飛路新漁陽裏6號本社報名。
此白
這裏本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誕生地、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誕生地，怎麼忽地變成了“外國語學社”？
大門口，真的掛起了白底黑字、魏碑體的招牌：“外國語學社”！
原來，這是一個特殊的“外國語學社”：
社長乃楊明齋。
社秘書為俞秀鬆。
1921年4月3日，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生羅亦農（中）、柯慶施（右）、周伯棣（左）在上海合影
俄文的教師最多，即楊明齋、庫茲涅佐娃（即維經斯基夫人）以及王小姐。王小姐是張作霖駐莫斯科公使李家鼇的外甥女，叫王元齡，思想也十分進步。
日文教師李達。
法文教師李漢俊。
英文教師袁振英。
至於學生，少時二三十人，多時達五六十人。學生除了來自上海本市的以外，還有從外地來的。外地學生有的就住在那裏。
屋裏不時傳出俄語聲，日語聲，法語聲，英語聲，真的像個“外國語學社”的樣子。
雖說在報上公開登了招生廣告，其實，那隻是為了使這個“外國語學社”合法化罷了。
這兒的學生，其實是通過各種途徑介紹入學的。介紹者，往往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
羅亦農
從外地來的，一般也都是由進步團體介紹而來的。來到這裏學習的青年，大都加入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因此，“外國語學社”成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活動和培養人才的場所。在這裏以學習俄語的青年最多，為的是分批把他們送往蘇俄訓練，為中國共產黨培養未來的幹部。
在這批學生之中，有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劉少奇（他住在樓上廂房），有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國共產黨中央秘書長、在1949年4月被選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名譽主席的任弼時，有任弼時的叔伯兄弟、後來任中國共產黨湖南省委書記、中國共產黨中央西北局秘書長的任作民，有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國共產黨上海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的柯慶施（當時他叫柯怪君，也住在樓上廂房），有在1927年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委、組織局主任的羅亦農（又名羅覺），有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司令員、大將、國防部副部長的蕭勁光，有成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候補常委的作家蔣光慈（曾名蔣光赤），有成為魯迅密友、著名翻譯家、散文家、北京大學教授的曹靖華，有在1925年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兼組織部長的李啟漢。
……
外國語學社的教室
楊明齋除了在新漁陽裏6號主辦“外國語學社”之外，還在那裏的亭子間辦起了“中俄通信社”（後來改稱為“華俄通信社”）。這個通信社把來自蘇俄的大量報道譯成中文，供給中國報刊刊登；又把中國的重要消息用電報發往莫斯科，溝通了中蘇之間的信息。當時中國報刊上的《布爾什維克沿革史》《列寧小史》《列寧答英記者底質問》等，便是“中俄通信社”提供的。
刷新《新青年》，與胡適分道揚鑣
就在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不久，1920年9月1日出版的第8卷第1號《新青年》雜誌麵目一新。
這一期的封麵上畫著地球和一東一西伸進畫麵兩隻緊握著的手，暗喻中國人民和蘇俄人民手攜手。
這一期雜誌新辟“俄羅斯研究”欄目，由楊明齋等撰寫介紹蘇俄新貌的文章。
這一期雜誌推出了“重頭文章”，即陳獨秀的《談政治》，把他和胡適、張東蓀的分歧公開化了。在這篇文章裏，陳獨秀寫道：
我們中國不談政治的人很多，主張不談政治的隻有三派人：一是學界，張東蓀先生和胡適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底總商會和最近的各馬路商界聯合會可算是代表；一是無政府黨人……
胡適，新文化運動的風雲人物，《新青年》雜誌的台柱。如今，《新青年》的主編在《新青年》上點名批判胡適，意味著《新青年》編輯部內部產生了巨大的分歧。
陳獨秀鮮明地指出：
你談政治也罷，不談政治也罷，除非逃在深山人跡絕對不到的地方，政治總會尋著你的；
但我們要認真了（解）政治底價值是什麼，決不是爭權奪利的勾當可以冒牌的。
陳獨秀談及了《新青年》：
外邊對於本誌的批評，有許多人說《新青年》不討論政治問題，是一個很大的缺點。
陳獨秀說及了胡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