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王會悟的同鄉——浙江省桐鄉縣人。茅盾從小便與王會悟認識，同在烏鎮長大。烏鎮是一個擁有十萬人口的城鎮，一條河沿鎮穿過，一艘艘烏篷船往來河上，一派江南水鄉風光，令人記起茅盾筆下的《春蠶》《林家鋪子》。
1913年，17歲的茅盾考取北京大學預科第一類。教他國文的，便是那位沈尹默，教文字學的則是沈尹默之弟沈堅士。茅盾曾回憶說：“沈尹默教國文，沒有講義。他說，他隻指示研究學術的門徑，如何博覽，在我們自己。”
在北京大學預科念了三年，茅盾經親戚介紹，進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他的英文不錯，所以在該所英文部工作，後來調到國文部。這時候的他，在中國文壇上還默默無聞。
他開始給張東蓀主編的《時事新報》投稿。最初，他信仰無政府主義，覺得這個主義“很痛快”，“主張取消一切”。慢慢的，他讀了一些英文版的馬克思主義的書，轉向了馬克思主義。
陳獨秀來到上海住進老漁陽裏時並不認識茅盾，聽張東蓀說起茅盾能譯英文稿，便約他見麵。
“哦，原來你也是北大的！”陳獨秀聽茅盾說起了北京大學，說起了沈尹默老師，一見如故。隻是陳獨秀那很重的安徽土話，使茅盾聽起來很吃力。
陳獨秀拿出一遝英文的《國際通訊》（《國際通訊》是共產國際的刊物，每周三期，用英、法、德、俄四種文字出版）交給茅盾，說道：“你把裏麵關於蘇俄的介紹翻譯出來，供《新青年》刊登。”
於是，茅盾常常進出老漁陽裏2號。
於是，當陳獨秀、維經斯基再召開座談會，茅盾也參加了。
於是，他參加了一個“小組”。
關於這個“小組”，茅盾在1957年4月所寫《回憶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一文中如此敘述：
我記得小組的成員有：陳獨秀、張東蓀[2]、沈玄廬、李達、邵力子、李漢俊、周佛海，還有一些別人。小組開會在陳獨秀家裏。會議不是經常開，主持人多是陳獨秀。開會時，有一個蘇聯人，中國名字叫吳廷康，很年輕，好像是顧問，他是共產國際派來做聯絡工作的……
小組在當時有個名稱，我忘記了，但不叫共產黨，也不叫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小組沒有黨章，我記得在嘉興南湖開會前一兩個月，陳獨秀叫我翻譯《國際通訊》中很簡單的《俄國共產黨黨章》，作為第一次黨代表大會的參考。那時候，我覺得有些字不好譯，例如“核心”這個名詞，現在對它我們很熟悉了，在當時就不知道用什麼字譯得易懂明了。我們參加小組，沒有學習黨章，也沒有文字上的手續，隻有介紹人。
小組是秘密的。黨成立後，有“社會科學研究會”作為公開活動的場所……
茅盾還翻譯過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第一章。
茅盾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正因為這樣，中國共產黨中央在1981年決定恢複茅盾的黨籍時，黨齡從1921年算起。
至於茅盾的黨籍，為什麼直到他去世後的第四天才得以追認，那是由於其中有著錯綜複雜的曆史原因……
最初，茅盾一直作為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在活動著。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差不多每天都有好幾封寫著“沈雁冰先生轉鍾英小姐台展”的信，寄到上海商務印書館。
“鍾英小姐”是誰？原來，“鍾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的諧音。那些來自各地的信，是各地中國共產黨組織寄給中國共產黨中央的信，由茅盾那裏代轉。因為茅盾當時有著公開的職業，比較方便。外地中國共產黨組織來人，也常找茅盾接頭，再由他介紹到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
在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根據中國共產黨組織上的指派，茅盾加入了國民黨。當毛澤東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時，茅盾是宣傳部的秘書。當時，毛澤東和楊開慧住在廣州東山廟前西街38號，茅盾以及蕭楚女也住在那裏，因此茅盾跟毛澤東有了許多交往。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茅盾受到了通緝，不得不轉入地下，以寫作謀生，寫了《幻滅》《動搖》《追求》三部曲，交《小說月報》發表。他不再署過去常用的“沈雁冰”，而是臨時取了個筆名“矛盾”。《小說月報》編輯葉聖陶覺得此名太假，令人一看便知是筆名，就在“矛”上加了個草頭，成了“茅”。從此，“茅盾”之名不時出現在中國文壇上。
1928年7月，茅盾化名方保宗，剃去了蓄了多年的八字胡，亡命日本。從此，他與中國共產黨黨組織失去了聯係。
此後，他在1930年4月5日從日本回到上海，加入了左翼作家聯盟。他曾向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提出，希望恢複組織生活，但一直未果。不過，他和魯迅站在一起，為左翼作家聯盟做了許多工作，還寫出了長篇力作《子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