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李漢俊、陳獨秀校閱了《共產黨宣言》，再經陳望道改定，準備由《星期評論》發表的時候，突然發生了意外：編輯部在三樓陽台上開會，“決定《星期評論》停辦”！[7]
風行全國達十幾萬份的《星期評論》，為什麼突然停辦？
1920年6月6日《星期評論》被迫停刊，並在終刊號所載《〈星期評論〉刊行中止的宣言》之中道出了其中的緣由：
我們所辦的《星期評論》，自去年6月8日出版以來，到現在已經滿一年了……近兩個月以來，由官僚武人政客資本家等掠奪階級組織而成的政府，對於我們《星期評論》，因為沒有公然用強力來禁止的能力，於是用秘密幹涉的手段，一方麵截留由各處寄給本社的書報信件，一方麵沒收由本社寄往各處的雜誌，自47期以後，已寄出的被沒收，未寄出的不能寄出。我們辛辛苦苦作戰，印刷排字工人辛辛苦苦印成的《星期評論》，像山一樣的堆在社裏……
顯而易見，《星期評論》的進步傾向受到了注意，還來不及連載《共產黨宣言》，就被扼殺了。
此處，摘錄1920年元旦出版的《星期評論》第31期上《紅色的新年》，便可略見當年《星期評論》的風貌：
（一）1919年末日的晚間，有一位拿錘兒的，一位拿鋤兒的，黑漆漆地在一間破屋子裏談天。
（二）拿錘兒的說：“世間的表麵，是誰造成的！你瞧！世間人住的、著的、用的，哪一件不是錘兒下麵的工程！”
（三）拿鋤兒的說：“世界的生命，是誰養活的！你瞧！世界上吃的、喝的、抽的，哪一件不是鋤兒下麵的結果！”
（四）他們倆又一齊說：“唉！現在我們住的、著的、用的、吃的、喝的、抽的，都沒好好兒的！我們那些錘兒下麵的工程，鋤兒下麵產的結果，哪兒去了！”
（五）冬！冬！冬！
遠遠的鼓聲動了！
勞動！勞動！
不平！不平！
不公！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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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想睡，也睡不成。
（六）蒙蒙矓矓地張眼一瞧，黑暗裏突然透出一線兒紅。
這是什麼？
原來是北極下來的新潮，從近東卷到遠東。
那潮頭上擁著無數的錘兒鋤兒，直要錘勻了鋤光了世間的不平不公！
呀！映著初升的旭日光兒，霎時遍地都紅！
驚破了他們倆的迷夢！
（七）喂！起來！起來！
現在是什麼時代？
1919年末日24時完結了，
你瞧！這紅色的年兒新換，世界新開！
如此鮮明的進步色彩，宣傳“北極下來的新潮”（指十月革命），《星期評論》遭禁。
前來就任《星期評論》編輯的陳望道，尚未走馬上任，就失業了。
幸虧因陳獨秀來滬，《新青年》編輯部（其實也就是他一個人）隨之遷滬，正需要編輯，於是，陳望道成了《新青年》編輯，從三益裏搬到老漁陽裏2號陳獨秀那裏住下。
《新青年》已是在全國最有影響的刊物，居各刊物之首，在國內43個省市設有94個代派處。1920年5月1日，《新青年》推出麵目全新的《勞動節紀念號》，版麵比往常多了兩倍，達四百來頁。
這一期刊出了李大釗的《五一運動史》，刊出了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全文，刊出了15個團體、8家報刊熱烈讚頌這一宣言的文章——這一宣言是曆史性的文件，全稱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以蘇俄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署名，早在1919年7月25日便已發出，鄭重宣布蘇維埃政府廢棄沙皇政府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和不平等條約的聲明。由於中國軍閥政府的阻撓，這一宣言遲遲未能在中國報刊發表。《新青年》以不尋常的姿態，對這一宣言報以暴風雨般的掌聲。這一不尋常的姿態，表明陳獨秀明顯地倒向蘇俄。誠如蔡和森所言，《新青年》最初曾是“美國思想宣傳機關”，後來則既“宣傳社會主義”，也宣傳過美國“杜威派的實驗主義”，而從《勞動節紀念號》開始，“完全把美國思想趕跑了”，“由美國思想變為俄國思想”。
陳獨秀除了編《新青年》外，想方設法把《共產黨宣言》付印。隨著《星期評論》的停刊，局麵已顯得緊張，公開出版《共產黨宣言》會遇到麻煩。
陳獨秀跟維經斯基商量此事，維經斯基拿出了一筆錢作為經費。於是，在辣斐德路（今複興中路）成裕裏12號租了一間房子，建立了一個小型的印刷所——“又新印刷所”。取名“又新”，意即“日日新又日新”。
“又新印刷所”承印的第一本書，便是《共產黨宣言》。1920年8月初版印1000冊，不脛而走，緊接著，在9月份再版，又印1000冊。
為了讓讀者買到《共產黨宣言》，沈玄廬通過邵力子，署名玄廬，在9月30日《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上非常巧妙地發了一則新書廣告式的短文——《答人問〈共產黨宣言〉底發行》。
此文妙不可言，故全文照錄於下：
慧心，明泉，秋心，丹初，P.A：
你們來信問《陳譯馬格斯共產黨宣言》的買處，因為問的人多，沒工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欄答複你們問的話：
一 “社會主義研究社”[8]，我不知道在哪裏，我看的一本是陳獨秀先生給我的，獨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來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馬路大自鳴鍾對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