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靈”東行，開始在中國“徘徊”。
1905年，朱執信在《民報》第2號上，介紹了《共產黨宣言》的要點。
1908年，在東京出版的《天義報》譯載了《共產黨宣言》第一章以及恩格斯1888年為英文版《共產黨宣言》所寫的序言。
此後，《共產黨宣言》曾一次次被節譯，刊載於中國報刊。
1919年，年僅19歲的張聞天在8月出版的《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上發表《社會問題》一文，文末節錄了《共產黨宣言》第二章的十條綱領。
然而，《共產黨宣言》在中國一直沒有全譯本。要成立共產黨，要了解共產主義，怎可不讀《共產黨宣言》呢？
第一個籌劃把《共產黨宣言》譯成中文的是戴季陶。他在日本時，便買過一本日文版《共產黨宣言》，深知這本書的分量。他曾想翻譯此書，無奈，細細看了一下，便放下了。因為此書的翻譯難度相當高，譯者不僅要諳熟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且要有相當高的中文文學修養。
開頭第一句話，要想妥帖地譯成中文，就不那麼容易。
戴季陶主編《星期評論》，打算在《星期評論》上連載《共產黨宣言》，於是他著手物色合適的譯者。
邵力子得知此事，向戴季陶舉薦一人——杭州的陳望道！
陳望道乃邵力子密友，常為《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撰稿。邵力子深知此人功底不凡，當能勝任翻譯《共產黨宣言》。
陳望道其人，瘦削，那顴骨顯得尤為突出，臉色黝黑，如同農夫。不過，他在書生群中頗為不凡，從小跟人學過武當拳，輕輕一躍，便可跳過一兩張八仙桌。
他原名陳參一，浙江義烏人，中學畢業後，曾到上海進修過英語，準備去歐美留學。後來未能去歐美，卻去了日本。興趣廣泛的他，在日本主攻法律，兼學經濟、物理、數學、哲學、文學。1919年5月，他結束在日本四年半的留學生活來到杭州，應校長經亨頤之聘，在浙江第一師範學校當語文教師。
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是浙江頗有聲望的學校，校長經亨頤係浙江名流，早年留學日本，後來曾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其女經普椿為廖承誌夫人。經亨頤廣納新文化人物入校為師，先後前來任教的有沈鈞儒、沈尹默、夏丏尊、俞平伯、葉聖陶、朱自清、馬敘倫、李叔同、劉大白、張宗祥等。
陳望道進入浙江第一師範學校之後，與夏丏尊、劉大白、李次九三位語文教師銳意革新，倡導新文學、白話文，人稱“四大金剛”。1919年底，發生“一師風潮”，浙江當局要撤換經亨頤，查辦“四大金剛”。邵力子在《民國日報》上發表評論，聲援一師師生，各地學生也紛紛通電聲援，浙江當局不得不收回撤換、查辦之命令。
不過，經此風潮，陳望道還是離開了浙江第一師範學校。就在這時，戴季陶約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給了他日文版《共產黨宣言》，還給了他英文版《共產黨宣言》作為對照之用[3]。
陳望道先生
1920年2月下旬，陳望道回到老家浙江義烏縣城西分水塘村過春節，便著手翻譯《共產黨宣言》。[4]這個小村跟馮雪峰的故裏神壇、吳晗的故裏苦竹塘，構成一個三角形。
浙江義烏分水塘村陳望道故居。中國第一個《共產黨宣言》的版本在這裏譯出
陳望道避開來來往往的親友，躲進老家的柴屋裏。這間屋子半間堆著柴火，牆壁積灰一寸多厚，牆角布滿蜘蛛網。他端來兩條長板凳，橫放上一塊鋪板就算書桌，在泥地上鋪幾捆稻草算是凳子。入夜，點上一盞昏黃的油燈。
他不時翻閱著《日漢辭典》《英漢辭典》，字斟句酌著。這是一本很重要的書，又是一本很難譯的書。頭一句話，便使他絞盡腦汁，修改再三，才終於譯定為：“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
其後，羅章龍曾試圖從德文版原著將《共產黨宣言》譯成中文，也深感“理論深邃，語言精練”。為了譯第一句話，羅章龍亦“徘徊”良久。如他所言：“對於這句話研究時間很長，覺得怎樣譯都不甚恰當，‘幽靈’在中文是貶義詞，‘徘徊’亦然。”[5]羅章龍反複琢磨，結果仍不得不沿用陳望道的中譯文，然後加了一段注解，加以說明：“有一股思潮在歐洲大陸泛濫，反動派視這股思潮為洪水猛獸，這就是共產主義。”羅章龍思索再三，還是采用陳望道的譯文，足見陳望道譯文的功力和嚴謹。
江南的春寒，不斷襲入那間窗無玻璃的柴屋。陳望道手腳麻木，就請母親給他灌了個“湯婆子”。
煙、茶比往日費了好幾倍，香煙一支接著一支，宜興紫砂茶壺裏，一天要添加幾回茶葉。每抽完一支煙，他總要用小茶壺倒一點茶洗一下手指頭——這是他與眾不同的習慣。[6]
1920年4月下旬，當陳望道譯畢《共產黨宣言》正要寄往上海之時，忽聽得郵差在家門口大喊“陳先生電報”。拆開一看，原來是《星期評論》編輯部發來的，邀請他到上海擔任編輯。
29歲的陳望道興衝衝地提起小皮箱，離開了老家，前往上海，住進了三益裏李漢俊家。斜對過是邵力子家。
陳望道把《共產黨宣言》譯文連同日文版、英文版交給了李漢俊，請他和陳獨秀校閱譯文。
陳望道住進三益裏，使三益裏又多了一支筆。他到漁陽裏見了陳獨秀，正在籌備建立中國共產黨的陳獨秀，便邀他參加在新漁陽裏舉行的座談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