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為他熱烈讚頌社會主義，便跟陳獨秀有著共同的語言，也就不時光臨漁陽裏2號。
來自三益裏的“高朋”，不光是邵力子，還有他家斜對門的三位“大秀才”。
邵寓斜對門的三益裏17號，住著李氏兄弟。這“二李”的大名，在本書序章中已經提及——李書城、李漢俊。後來，中國共產黨“一大”便是在李氏兄弟寓中召開。不過，此時李氏兄弟尚未遷往貝勒路，而是住在三益裏一處三樓三底的寬敞的石庫門房子。
在筆者訪問李書城家屬時，其遺孀薛文淑如此回憶：
在三益裏居住時，書城與外界往來甚少，整天在家看書，不大出門，來訪的人也不多。漢俊則與他相反，每天都很忙。他住在旁邊樓下，我住在中間樓上，常常能見到朋友們找他。
經常來的多是與他年齡相仿、穿長袍的先生，也有一兩位比他年長，還有兩位剪短發、穿裙子的青年女性給我印象較深，但除了邵力子之外，其他來客我都不知道姓名。
我是剛從家鄉[2]到上海的，對外界一無所知，更不知道革命之類的事。但是我覺得漢俊的這些朋友很異常，他們在一起經常發生爭論，有時像是在吵架，我以為一定是鬧翻了，可是第二天這些人還是照常來，從表情上看不出有什麼不愉快。
李書城與其家人
他們常深更半夜才出門，總是弄得聲響很大。我對這些人的情況感到奇怪，曾對書城提出，但書城說“漢俊他們的事，你就不要去管”，可見他對漢俊的事是了解的。
書城早年投身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動，但他對以後袁世凱篡位、國民黨的退讓及軍閥混戰的狀況深感失望，而將希望寄托在他弟弟身上。早年因家境窮困，漢俊從小就受到書城照料，並隨他去日本讀書。漢俊以優異成績在東京帝國大學工科畢業後，因國內根本沒有搞建設的條件，便從事革命活動，這些都是書城予以支持和鼓勵的。他們兩人的性格都很剛直，脾氣都不好，但他們之間卻很友愛和睦。書城母親的規矩很多，她特別喜歡清靜，對別人走路的要求是“輕手輕腳”，說話的要求是“輕言細語”。我們全家一日三餐都是在一張大桌子上吃飯，大家都遵照母親“食不言，睡不語”的規定，能夠例外輕聲說話的隻有書城兄弟，他們總像在討論什麼似的，一般都是漢俊先說什麼，然後書城點頭表示同意。漢俊對他哥哥也十分尊敬……
李書城家屬贈給筆者一幅珍貴的照片——當年李家在三益裏的合影。這張照片雖然殘缺，但李氏兄弟都在畫麵之中。兄弟倆長得很像，個子相仿，都戴一副金絲眼鏡，但李書城留著八字胡，看上去比李漢俊老成得多——雖然他隻比弟弟大9歲。
李氏兄弟乃湖北潛江人。父親李金山是潛江縣私塾教師，育有三男四女，長子李書麟早逝，次子李書城便儼如長子，照料弟妹。1902年，12歲的李漢俊在李書城的摯友吳祿貞幫助下東渡日本。李漢俊極為聰穎，一口日語講得如同“正宗”日本人一般。他還精通英語、德語、法語，尤其是德語，非常流利。
李漢俊最初喜歡數學，後來拜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帝國大學經濟部教授河上肇為師，轉向研究馬克思主義。當時，日文版馬克思主義著作甚多，而他懂德文又使他可以直接閱讀馬克思原版著作。這樣，李漢俊成為當時中國最為精通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革命者之一。
這幀曆史照片，攝於當年的“李公館”。李公館的主人是同盟會元老李書城（後右一），李書城的弟弟李漢俊（後右二）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
李漢俊衣著很隨便，看上去像個鄉下人。在上海，他曾去一家豪華賓館看望一位德國教授，看門的印度人以為他是“癟三”不許入內。不料，他以英語向看門者說明來意，使那位印度人吃了一驚，隻得讓他入內。過了一會兒，德國教授送他出門，一路上以德語談笑風生，那位印度人方知自己“以衣取人”，看“扁”了來者，趕緊向他道歉。
李氏兩兄弟之中，李書城不去環龍路漁陽裏，而李漢俊則成了陳獨秀客堂間裏的常客。
李漢俊還帶來另兩位“大秀才”拜訪陳獨秀，他們便是戴季陶和沈玄廬。
戴、沈、李乃《星期評論》編輯部的“三駕馬車”。那時候時興“評論”，在北京影響甚廣的是陳獨秀、李大釗創辦的《每周評論》，創刊於1918年12月22日。上海這“三駕馬車”效仿《每周評論》，在1919年6月8日創辦了《星期評論》。此後一個多月，毛澤東在長沙創辦了《湘江評論》——7月14日問世。在這些“評論”之中，《星期評論》的發行量最大，達十幾萬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