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評論》的編輯部最初設在上海愛多亞路新民裏5號（今延安東路），1920年2月又遷往三益裏李漢俊家，難怪有許多“穿長袍的先生”和“穿裙子的青年女性”常常進出李寓。與李漢俊同編《星期評論》的戴季陶，亦非等閑之輩。戴季陶本名良弼，又名傳賢，原籍浙江吳興，生於四川廣漢。他比李漢俊小1歲，而經曆比李漢俊“顯赫”得多。李漢俊12歲赴日，戴季陶15歲赴日。戴季陶也是得兄長之助，才得以東渡。戴的長兄賣掉了土地，資助他從遙遠的四川前往日本。事出意外，年幼的戴季陶途經上海時，被流氓盯住，搶去他的錢財。戴季陶痛哭流涕，幸虧一位四川同鄉也去日本，看他實在可憐，帶他踏上了東渡輪船。
囊中空空如也的戴季陶進入日本大學法律係，發奮攻讀，學業優秀，日語流暢。富有社會活動能力的他，發起組織留日同學會，小小年齡，被推選為會長。在艱難困苦之中，載季陶度過了留學生涯。
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
回國之後，擅長文筆的他，考入《天鐸報》社當記者。由於文章出色，迅即升為主筆。他從“不共戴天之仇”這一與“戴”相關聯的俗語中，取“天仇”為筆名，發表眾多抨擊清朝政府的文章。
戴季陶命運的轉折點是1911年12月25日。這天，20歲的他在上海碼頭歡迎、采訪自海外歸來的孫中山，心中無限敬佩。孫中山也看中了這位才華橫溢的年輕人，邀他去南京參加中華民國成立大典和大總統就職儀式。
戴季陶
不久，孫中山赴日訪問，戴季陶被任命為翻譯兼機要秘書。從此，他成為孫中山的忠實門徒。
在日本，孫中山與許多日本重要人物密談時，唯戴季陶在他身邊。
此後，孫中山受袁世凱排擠，流亡日本，戴季陶亦侍奉在側。1914年，孫中山在日本成立中華革命黨，戴季陶被任命為浙江支部長。
1917年7月，孫中山在廣州出任大元帥，戴季陶被任命為大元帥府秘書長。
1918年5月4日，因桂係軍閥操縱國會，決議改組軍政府，孫中山憤然宣布辭去大元帥之職。
5月21日，孫中山離廣州前往上海，戴季陶同行。孫中山在上海先是住在環龍路63號，兩個多月後，遷入華僑們集資購贈的莫利愛路29號（今香山路7號）住宅。[3]
於是，戴季陶也就在上海住了下來。他原本讀過許多馬克思主義著作，當李漢俊在1918年底從日本回到上海，便與他過從甚密，一起探討馬克思主義。他們對陳獨秀、李大釗主編的《每周評論》期期必讀，商議在上海創辦《星期評論》。戴季陶的社會聲望比李漢俊高得多，創辦時由戴季陶任主編。
沈玄廬其人，本名沈定一，字劍侯，浙江蕭山人，年長李漢俊和戴季陶七八歲。他當過清朝的官——雲南廣通縣知縣、武定州知州、省會巡警總辦。後來，他因幫助中國同盟會發動河口起義，被人告發，無法在國內立足，隻得流亡日本。
在日本，沈玄廬研讀各種社會政治學說之後，認為社會主義學說最為正確，這樣，他開始鑽研日文版的社會主義理論書籍。
沈玄廬
1916年，沈玄廬回國，出任浙江省議會議長。
當《新青年》創辦之後，這位當年的清朝“縣官”，積極為之撰稿。
在戴季陶、李漢俊籌備創辦《星期評論》之際，沈玄廬熱心加入，成為“三駕馬車”之一。
沈玄廬雖說年近四十，倒有許多天真可愛之處。比如，他主張平等，在家中要兒子、兒媳直呼其名，使他的許多朋友驚訝不已！
自從陳獨秀住進了環龍路漁陽裏，相距不遠的三益裏四支筆杆——邵力子、李漢俊、戴季陶、沈玄廬，便不斷被漁陽裏的“磁力”吸引過去了。
此外，還有一位常來拜訪陳獨秀的“筆杆子”，叫張東蓀。他原名萬田，字聖心，浙江杭縣人，早年畢業於日本東京大學，追隨孫中山。1911年，張東蓀與梁啟超一起在上海創辦《時事新報》，1912年又出任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府秘書。此後，他擔任北京大學、燕京大學教授。1919年，他在北京創辦《解放與改造》雜誌，南下上海之後，依然主編《時事新報》，因與陳獨秀有舊，故常來敘談。此人也寫得一手好文章，而且也讀過一些日文版社會主義學說著作。
不論是邵力子、李漢俊、戴季陶，也不論是沈玄廬、張東蓀以至陳獨秀，都曾在日本留學，都懂日文。最初，這些“秀才”都是從日文版的圖書中懂得馬克思主義的。
[1]《民國日報》1920年2月23日。
[2]薛文淑為上海鬆江縣人。
[3]尚明軒：《孫中山傳》，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
漁陽裏石庫門房子中的密談
“清明時節雨紛紛”。4月的上海，毛毛細雨不住地飄飄灑灑。
4月下旬，渾身水濕的一列客車駛入上海站。不論是維經斯基夫婦，還是薩赫揚諾娃和楊明齋，都不習慣上海潮濕泥濘的雨天。他們登上黃包車，把車前的油布擋得嚴嚴實實的。與他們同來的朝鮮人安氏，也雇了一輛黃包車。
打頭的一輛黃包車裏坐著楊明齋，對於他來說，上海比北京更為陌生。他平生頭一回來到這中國第一大城市，那“阿拉、阿拉”的上海話，簡直叫他難以聽懂。不過，比較起同行的三位俄國人和一位朝鮮人來說，他畢竟該負起“向導”之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