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黨史研究資料》1981年第6、第7期。又見楊雲若、楊奎鬆：《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
三益裏的四支筆投奔陳獨秀
且說陳獨秀在陰曆除夕——2月19日——下了那艘掛著“洋”旗的船，躲開警察的追捕，終於來到熙熙攘攘的上海，不由得鬆了一口氣。
這一回悄然潛入，上海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光臨。他叫了一輛黃包車，下榻於並不醒目的惠中旅舍。
雖然連日奔波受了風寒，有點不適，但他還是稍事休息便朝五馬路（今廣東路）踱去。
在五馬路棋盤街西首，坐北朝南，原本有一座兩開間的中德藥店。一年前，這裏改換門庭，掛上了“亞東圖書館”五個正楷大字，裝上了四扇玻璃門。門口一塊小招牌上寫著：“經理北京大學出版書籍，發售圖書雜誌儀器文具。”西邊的玻璃大櫥窗裏，陳列著《新青年》樣本，還有錢玄同的《文字學音篇》，楊昌濟著《西洋倫理學史》《倫理學之根本》，梁漱溟著《新編印度哲學概論》等書。
陳獨秀見到這些書，不由得感到分外親切。推門進去，店堂裏正坐著那回跟他同往北京、同住中西旅館的汪孟鄒。見到陳獨秀突然出現在麵前，汪孟鄒驚叫一聲：“仲甫兄！”
陳獨秀朝他搖了搖手，汪孟鄒會意，馬上帶他上樓，細細敘談。
汪孟鄒和陳獨秀是密友，都是安徽人。早在1897年汪孟鄒入南京江南陸師學堂求學以前，兩人便已密切交往，後來汪孟鄒成為有名的出版商，並與陳獨秀結為莫逆之交。
1913年，汪孟鄒聽從陳獨秀的主意，到上海開辦書店——也就是亞東圖書館。
老年汪孟鄒先生
起初，亞東圖書館坐落在四馬路的小弄堂惠福裏。陳獨秀認為縮在弄堂裏，幹不成大事，於是，汪孟鄒鼓起勇氣，盤下中德藥店的房子，總算上了大馬路。
亞東圖書館成了陳獨秀在上海的一個據點。這家書店“經理北京大學出版書籍”，便全然由於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的關係。
這一回，已經被免除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的陳獨秀，在亞東圖書館樓上跟汪孟鄒說出了自己出逃北京以後的計劃：到廣州去！
在陳獨秀看來：“廣東人民性質活潑勇健，其受腐敗空氣熏陶，或不如北京之盛。以吾人現在之是想，改造廣州社會，或輕易於北京，故吾人此行，殊抱無窮希望也。”[1]邀請陳獨秀去廣州的是章士釗和汪精衛，他們希望陳獨秀能到那裏去和他們一起籌建西南大學。因此，這次陳獨秀隻是途經上海，小住數日罷了。
在惠中旅舍住了幾天，北京警方似乎並沒有派人追捕，陳獨秀就搬到亞東圖書館來住。樓上有四間房，陳獨秀和汪孟鄒相鄰而居，有時聊天，有時看書，陳獨秀不再像旅館裏那麼寂寞。
就在陳獨秀托汪孟鄒購買赴穗船票之際，忽於3月5日接章士釗從廣州打來電報，說是因廣州政潮突起，不宜辦學，校址還是設在上海為宜，他和汪精衛不日來滬麵商。
陰差陽錯，原本隻是路過上海的陳獨秀，也就在滬滯留了。
亞東圖書館人來人往，非長住之地，何況陳獨秀倉皇離京，家眷尚在箭杆胡同居住，不知那在屋前蹲守的警察如何對待他的家眷。陳獨秀希望在上海找一處安靜的住所，接來家眷同住，而且把《新青年》雜誌編輯部從北京遷回上海。
汪孟鄒給陳獨秀出了個好主意：柏文蔚在上海的公館正空著——他被委任為“鄂西靖國軍總司令”、“長江上遊招討使”，攜眷上任——何不住到柏公館去？
柏文蔚，當年的安徽都督，陳獨秀是他的秘書長——“武有柏，文有陳”。陳獨秀如今要住進柏文蔚的公館，柏家當然一口應承。
柏公館在何處？那便是本書序章中寫及的周佛海之妻找到的第一個目標——環龍路老漁陽裏2號（今南昌路100弄2號）。那裏是法租界。
這是一幢一樓一底的石庫門房子，樓上成了陳獨秀的臥室。那兒，原本是柏文蔚用的一張考究的大銅床，一隻紅木櫃，一張大書桌，現在都由陳獨秀使用。樓下的客堂間，也就成了陳獨秀的會客室。
邵力子
陳獨秀是一位富有“磁力”的人物。在北京，他在箭杆胡同的家常常高朋滿座，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以及周氏兄弟——魯迅和周作人——都是那裏的常客。
眼下，本來頗為冷落的柏公館，由於陳獨秀的到來變得熱鬧起來。
常常坐著自己專用的黃包車來的，是《民國日報》經理兼總編、副刊《覺悟》主編邵力子。
《覺悟》副刊在當時頗有影響，與北京《晨報》的副刊、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號稱全國“三大副刊”。《覺悟》副刊登過陳獨秀的文章，邵力子跟他算是“文友”。
邵力子的家，離環龍路不太遠——法租界白爾路三益裏5號（今西門路泰和坊）。“三益裏”由王姓三人出資建造，“三人得益”，故名“三益裏”。邵力子是個大忙人，所以包了一輛黃包車，總是來去匆匆，往往在陳獨秀那裏小坐片刻，便要離去。他的雜務實在太多，不光是那張《民國日報》要耗去他大部分精力，而且他常常要到各學校發表演說。他甚至還擔任“上海河南路商界聯合會會長”之職，要參加上海市河南路商界聯合會總會的工作。他是上海著名的國民黨黨員，然而，卻傾向激進，接受馬克思主義。他曾在《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上發表《主義與時代》一文，聲稱：社會主義已在人們心目中有很大影響，“這決非單為好奇新的心理所促成，實在是時代潮流中已有需要這個主義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