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紹周和張永奎不是共產黨員，所以在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隻是列席代表，有發言權，無表決權。
在共產國際“一大”之後，1919年11月19日，列寧在克裏姆林宮又一次接見了劉紹周。不過，當共產國際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時，劉紹周已是共產黨員了。雖說那時中國共產黨尚未正式成立，劉紹周不再作為旅俄華工聯合會代表出席會議，而是代表著“俄國共產黨華員局”。
俄國共產黨華員局，是俄國共產黨中旅俄華僑黨員的中央機構。1920年6月，旅俄華工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期間，為了統一、集中旅俄華僑中的俄共（布）黨員，於6月25日建立了俄國共產黨華員局。很巧，正是7月1日，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組織部批準成立俄國共產黨華員局以及該局所擬定的黨章。劉紹周是華員局的成員。
俄國共產黨華員局的主席是安恩學。
關於安恩學的生平，現在所知甚少了，這裏隻能勾畫出粗線條的輪廓：他原本在中國東北鐵路工作，1904年8月，在哈爾濱被當時的帝俄當局逮捕，所控罪名據雲是所謂“為日本進行間諜活動”。於是，他被發配到俄國的彼爾姆，淪為那裏的苦工。他理所當然地積極參加了1905年的俄國革命，然後又在十月革命中衝鋒陷陣。他在秋明組織了一支中國工人支隊，與蘇俄階級兄弟並肩戰鬥。1918年，他所領導的中國工人支隊加入了蘇聯紅軍，為捍衛新生的蘇維埃政權而戰鬥。之後，他加入了俄國共產黨。這樣，當俄國共產黨決定成立華員局的時候，安恩學被選入華員局，不久擔任了主席。
俄國共產黨華員局是參加了俄國共產黨的華人的中央領導機構，雖然並不等於中國共產黨，不過，它畢竟是華人之中正式的共產黨組織——盡管如今它鮮為人知。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當列寧主持召開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時，出席大會的中國代表除了劉紹周之外，安恩學取代了張永奎。劉紹周和安恩學都是以俄國共產黨華員局代表的身份參加會議的。在這次會議上，劉紹周第三次見到了列寧。
劉紹周在7月28日的第五次會議上作了發言，列寧很注意地傾聽了全部內容。
劉紹周很清楚地用俄語說明了當時中國的形勢：
1918年底中國進行著激烈的國內戰爭。南方成立了臨時革命政府，其目的是與北京政府作無情的鬥爭。領導南方政府的是中國第一次革命的著名領袖孫逸仙，但是，不久以後，孫逸仙由於與留在南方政府裏的舊官僚代表人發生衝突，退出了廣東政府。從那時起，他就不再正式參與政府事務。
南方政府直到現在還繼續與北京政府作鬥爭，而且這種鬥爭是在孫逸仙集團宣布的口號下進行的。其主要內容為：恢複舊國會和舊總統的權力，撤銷北京政府。戰爭勝負未定，但是，無疑，南方政府勝利的可能性更大，盡管北方似乎在財政方麵所處條件更加有利。近來，傳說，南方政府的軍隊占領了湖南，即中部省份之一，並開赴北京……
劉紹周還介紹了在中國發生的五四運動：
當凡爾賽會議不僅什麼也沒給中國，而且還把日本在戰時損害中國的利益所提出的權益和領土要求確認歸諸日本時，中國人民是多麼失望啊。於是，在中國代表從凡爾賽會議回國以後，國內便掀起了反對政府和日本的強有力的運動。學生組織了聯合會，站在運動的最前麵……
運動被暴力鎮壓下去了，而且，在許多場合下，遊行示威者被開槍掃射。盡管如此，運動還是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因為它喚起了群眾的革命精神。
後來，學生們明白了，光是他們什麼也幹不了，開始投身工人群眾的事業。中國工人也開始發現他們的力量，雖然這是剛剛產生的工業無產階級的代表……
劉紹周在發言即將結束時，說了一段頗為重要的話：
必須強調指出，目下中國乃是革命宣傳的廣闊場所，第三國際代表大會應該對這一事實給予極其高度的重視。援助中國革命不僅對中國本身具有意義，而且對全世界革命運動也具有意義，因為現在中國勞動群眾的強大的革命運動是可以對抗貪得無厭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唯一因素……[2]
劉紹周在共產國際會議上的這番發言，對於幫助共產國際了解中國情況，重視中國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
不過，大抵是受出席共產國際“二大”的另一位中國代表——37歲的江亢虎——的影響，劉紹周在發言中，對“中國社會黨”作了不恰當的介紹和評價：
去年在上海我們舉行了一係列罷工，誠然，是純經濟性的罷工。但是，即使社會黨（其中心在上海），也在工人中間獲得了越來越高的聲望。這個黨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據它的雜誌登載著質樸的名稱——《周報》——我們可以斷定，這個運動確實具有重要性。譬如，5月1日那期裏登著以下的口號：“不勞動者不得食”，“全世界應當屬於無產階級”等等。這本雜誌孜孜不倦地宣傳社會主義思想，對抗民族主義，堅持與蘇維埃俄國結成親密的兄弟般的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