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迎著朔風，噴撒著黑煙，朝北京進發。
在北京大學校園裏，李大釗手持陳獨秀發來的電報，焦急萬分。因為早有學生報信，陳寓門口有警察站崗，正張網捕陳。
李大釗把《新青年》編輯高一涵及幾位學生找到家中，商議對策，如此如此……
北京車站，陳獨秀剛剛走下火車，一位學生便迎了上去：“陳先生！”
那位學生遞上李大釗的親筆信，陳獨秀才知道警察正在家門口“恭候”。
陳獨秀隻得隨著那位學生前往友人、北京大學教授王星拱家。進家之後，發現李大釗和高一涵已在裏麵等他了。
“仲甫，你要趕緊離開北京，避一避風頭。”李大釗說道，“你如果再落到警察手裏，就很難出來了。”
“那就到上海去吧。”陳獨秀說，“汪孟鄒在上海，我到他那裏住一陣子。”
“你先歇息一下。”李大釗說，“我想辦法護送你出京。”
北大教授陳獨秀
翌日，一輛騾車來到了王家門口，那位“賬房先生”已經跨在車把上。陳獨秀向王星拱家的廚師借了那件油光發亮的背心，又借了頂氈帽，躲進那騾車。
騾車很慢，走的又是小道，總算躲過了警察的眼睛。
“的篤、的篤”，蹄聲清脆。小小騾車，載著“兩大星辰”——“北李南陳”、載著《新青年》的兩員主帥。
在僻靜的野外，“賬房先生”轉進車內，跟戴氈帽的那一位壓低了聲音，細細地商討著一件大事。
騾車向南到達廊坊，再朝東折向天津，一路上慢吞吞地走了好幾天。“北李”和“南陳”從未有過這麼多的時間，可以如此專心致誌地交談。
“是該建立中國共產黨了！建立中國的布爾什維克！”就在這輛不斷搖晃著的騾車上，“北李南陳”商議著這件嚴肅而重大的事情——“計劃組織中國共產黨”。[2]
“我著手在北京作建黨的準備，你在上海作建黨的準備。”李大釗對陳獨秀說的這句話。後來被曆史學家們稱為“北李南陳，相約建黨”。
輕聲細語，他倆探討著中國共產黨的性質、任務，研究著黨綱應該怎麼寫，包括些什麼內容。
如此一路共商，時光飛快流逝，天津城近在眼前了。
“賬房先生”重新坐回了車把，車裏的那位又把氈帽壓得低低的。
進入天津城，他倆沒有朝火車站走去——因為警察很可能會在火車站“恭候”。
“仲甫，脫掉你的油膩的背心，擺出你教授的派頭來。我送你上外國輪船！”李大釗想出了好主意。
陳獨秀脫下背心，托李大釗“物歸原主”。
在碼頭，陳獨秀緊緊地握著李大釗的手，說道：“後會有期！”
陳獨秀踏上了掛著“洋”旗的船，一口英語，儼然一位“高等華人”。
當陳獨秀來到上海，已是陰曆除夕——2月19日。上海街頭響著劈劈啪啪的鞭炮聲，酒吧、飯館裏傳出劃拳聲，舞廳、戲院飄出樂曲聲，石庫門房子裏傳出嘩嘩麻將聲，陳獨秀不由得鬆了一口氣……
在碼頭送別陳獨秀之後，李大釗的心中也放下一塊大石頭。
李大釗沒有馬上回北京，他不時回頭望望，看看有無“尾巴”。
他朝“特別一區”走去。“特別一區”是天津的俄國舊租界，蘇俄十月革命之後，廢除了原先沙皇俄國在中國的租界，不過“特別一區”仍成為俄國人在天津聚居的所在。
1918年，李大釗發起少年中國學會。這是李大釗（右三）等少年中國學會成員1920年在北京的合影
李大釗和天津的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章誌等人秘密來到“特別一區”一幢小洋樓裏，在那兒，李大釗與俄共（布）友人進行了會談。
那位俄共（布）友人是誰呢？後來章誌所寫的回憶文章《關於馬列主義在天津傳播情況》中沒有提及姓名，現在也就不得而知。
不過，極有可能是後來成為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遠東人民處處長的伯特曼。1957年在伊爾庫茨克出版的米勒著《在革命的烈火中》一書，提及伯特曼曾在1919年夏天在天津會見過李大釗，並稱李大釗是“了不起的馬克思主義者”。
當然，伯特曼所說的會見李大釗是“1919年夏天。”
倘若不是伯特曼，那麼究竟是誰，尚不得而知。
不知怎麼會走漏了風聲——大約是“特別一區”那裏早已在密探監視範圍之中，李大釗的來訪引起了注意。第二天，天津《益世報》就捅出了消息：《黨人開會，圖謀不軌》！
李大釗見報，馬上通知那天同去會晤的天津友人預防不測，自己便於當天匆匆趕回了北京。
陳、李天津之行，把組織成立中國共產黨提到了議事日程上……
[1]《胡適口述自傳》，第195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2]高一涵：《李守常先生傳略》，漢口《民國日報》1927年5月24日、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