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強權和威力，
終究戰不勝真理。
什麼監獄什麼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為你擁護真理，
所以真理擁護你。
你今天出獄了，
我們很歡喜！
相別才有幾十日，
這時有了許多更易：
從前我的“隻眼”[3]忽然喪失，
我們的報便缺了光明，減了價值；
如今“隻眼”的光明複啟，
卻不見了你和我們手創的報紙！[4]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歎息，
我們現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時奮起；
好像花草的種子，
被風吹散在遍地。
你今天出獄了，
我們很歡喜！
有許多的好青年，
已經實行了你那句言語：
“出了研究室便入監獄，
出了監獄便入研究室。”
他們都入了監獄，
監獄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監獄裏，
也不須愁著孤寂沒有伴侶。
在陳獨秀出獄之後，中斷了快四個月的《新青年》雜誌終於又和讀者見麵了。
就在陳獨秀出獄的那天——9月16日——天津的十位男青年和十位女青年組織了一個嶄新的團體，取名“覺悟社”，出版刊物《覺悟》。覺悟社的領導人，是一位21歲的小夥子，名喚周恩來。《覺悟的宣言》便是他寫的。
應周恩來之邀，李大釗在9月21日來到天津覺悟社演講。緊接著，《新青年》編輯部的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也應周恩來和覺悟社之邀，前往天津演說……
[1]1989年9月15日，作者在北京訪問了93歲高齡的羅章龍，請他回憶此事。
[2]1916年6月24日《民國日報》。
[3]“隻眼”是陳獨秀在《每周評論》上發表《隨感錄》所用的筆名，取義於南宋楊萬裏的詩：“近來別具一隻眼，欲蹈唐人最上關。”
[4]這是指《每周評論》。此報由陳獨秀、李大釗創辦，1918年12月22日創刊。陳獨秀被捕後，《每周評論》被北洋軍閥政府封禁，1919年8月31日停刊。
騾車載著奇特的賬房先生去天津
幾個月後，李大釗又一次去天津。不過，這一回全然不同，他沒有公開露過一次麵，行蹤也十分詭秘。
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
那是1920年2月中旬，年關將近，家家戶戶門前貼起了“迎春接福”、“萬象更新”之類紅色橫幅。離正月初一——公曆2月20日——眼看著隻剩幾天了。
“的篤、的篤”，一輛騾車緩緩駛出北京城朝陽門，先南後東，朝著天津進發。
車上有兩位乘客，一位年約30歲，留著八字胡，戴金絲邊眼鏡，身材魁梧，一身皮袍，正襟危坐，手提包裏裝著好幾冊賬本，一望而知是年前收債的賬房先生。他講得一口北京話，路上一切交涉，都由他出麵。
另一位約莫40多歲，坐在車篷之內，像是畏寒，一頂氈帽壓得低低的，一件棉背心油光可鑒。此人看上去像個土財主，抑或是那位賬房先生的下手。他總是“免開尊口”，要麼無精打采地閉目養神，要麼默默地凝視著道路兩旁那落盡葉子的禿樹。
那位“賬房先生”，便是李大釗；那位躲在車裏的，是陳獨秀。他倆喬裝打扮，秘密出京。
風聲甚緊，警察又在追捕陳獨秀……
事情是由前些天報紙上關於陳獨秀的報道引起的：
《陳獨秀在武漢文華學校演講〈社會改造的方法與信仰〉》；
《陳獨秀在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演講〈新教育的精神〉》；
《湖北官吏對陳氏主張之主義大為驚駭，令其停止演講，速離武漢》；
《陳獨秀深憤湖北當局壓迫言論自由》；
……
京師警察廳頭目閱報大驚：陳獨秀乃保釋之人，每月都要填寫《受豫戒令者月記表》，在京的行動尚受約束，怎可事先不報告、擅自離京，更何況到了外地四處演講、宣傳“主義”？這怎麼行呢？
於是，箭杆胡同裏忽見警察在那裏站崗。這兒既非交通要道，又非大官住地，不言而喻，警察在“守株待兔”，等候著從湖北歸來的陳獨秀，要把他重新逮捕。
其實，陳獨秀早在1月下旬便已經離開北京悄然前往上海。那是廣東軍政府委托汪精衛、章士釗等籌辦西南大學，邀請陳獨秀來滬商量有關事宜。陳獨秀抵滬後，又受胡適之薦，前往武漢。
如胡適所言：
那時華中地區的幾所大學聘請我去做幾次學術講演，但是我無法分身，因為杜威教授那時也在北京講演，我正是杜威的翻譯；所以我轉薦陳獨秀前往。對方表示歡迎……[1]
於是，陳獨秀2月2日離滬，乘“大通輪”於2月4日抵達漢口。8日晚，陳獨秀乘火車北上，返回北京。
在火車上，陳獨秀和同行的幾位武漢地區校長談笑風生。那幾位校長欲去北京物色教授到武漢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