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曹汝霖的《一生之回憶》一書所載，曹汝霖當時的情景如下：
我在裏麵，聽了怦然一大聲，知道大門已撞倒了，學生蜂擁而入，隻聽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裏去了。後又聽得四處砰砰嘣嘣玻璃碎聲，知道門窗玻璃都打碎了。繼又聽得瓷器擲地聲，知道客廳書房陳飾的花瓶等物件都擲地而破了。
後又打到兩女臥室，兩女不在室中……走出了女兒臥房，轉到我夫婦臥房。我婦正鎖了房門獨在房中，學生即將鐵杆撞開房門，問我在哪裏。婦答，他到總統府去吃飯，不知回來沒有……我在小室，聽得逼真，像很鎮定。他們打開抽屜，像在檢查信件，一時沒有作聲。後又傾箱倒篋，將一點首飾等類用腳踩踏。我想即將破門到小屋來，豈知他們一齊亂嚷，都從窗口跳出去了，這真是奇跡。
五四運動時期撻伐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的圖書
仲和在鍋爐房，聽到上麵放火，即跑出來，向後門奔走，被學生包圍攢打。他們見仲和穿了晨禮服，認為是我，西裝撕破。有一學生，將鐵杆向他後腦打了一下，仲和即倒地……
吳總監隨即趕到，一聲“拿人”令下，首要學生聽說，早已逃得無影無蹤了，隻抓了跑不及的學生二十餘人[1]，送往警察廳。[2]
這便是震動全國的“火燒趙家樓”。
翌日，為了聲援被捕學生，北京各大學實行總罷課。
一呼百應，北京各界、全國各地奮起響應。萬馬齊喑的中國，終於響起呐喊之聲——這是蘇俄十月革命的炮聲在中國的回響之聲。
北京大學高擎“五四”火炬，衝鋒陷陣在前。北洋軍閥把槍口對準了北京大學，對準了校長蔡元培，對準了《新青年》主帥“北李南陳”……
[1]實為32人。
[2]曹汝霖：《一生之回憶》，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傳記文學叢刊”，1980年版。
“新世界”遊藝場躥出黑影
“全國看北京，北京看北大。”一時間，北京大學成了新聞中心。
5月9日，從北京大學爆出一條風傳一時的新聞：校長蔡元培留下一紙辭職啟事，不知去向！
蔡元培突然出走，事出有因：“北京學生1.5萬人所為之事，乃加罪於北大之一校，北大一校之罪加之於蔡校長之一身。”
盛傳，北洋政府“以三百萬金購人刺蔡”。
為了蔡元培的安全，眾友人力勸他火速離京，暫避風頭。於是，5月9日拂曉，蔡元培秘密登上南下火車，悄然前往浙江，隱居於杭州。
一個多月後——6月11日——又從北大爆出一條新聞，掀起一番新的波瀾。
暮靄降臨北京城。鬧市之中，前門外珠市口西，門口懸著“浣花春”字號的川菜館裏，一張八仙桌，五位客人正在聚餐。沒有高聲猜拳，隻是低聲悄語。操一口皖腔、穿一身西服的是陳獨秀。不知什麼原因，他那件西服顯得鼓鼓囊囊。另四位分別是《新青年》編輯高一涵、北京大學理科教授王星拱、北京大學預科教授程演生、內務部僉事鄧初，他們或者衣襟鼓起，或者帶著一隻手提包。
飯罷，天色已一片濃黛。王星拱、程演生朝另三位點點頭，先走了。他倆前往城南遊藝園。
事先約定，李大釗在那兒等他們。
陳獨秀和高一涵、鄧初一起出門，朝“新世界”走去。“新世界”是模仿上海的“大世界”由一位廣東商人出資建造的遊藝場，主樓四層，坐落在離“浣花春”不遠的香廠路和萬明路交叉口。“新世界”是個熱鬧的所在，唱小曲的、說相聲的、演京戲的、放電影的、賣瓜子的、吃包子的、喝茶的，人聲嘈雜，熙熙攘攘。
陳獨秀怎麼忽然有閑情逛“新世界”？隻見他們三人進了大門，幾條黑影也隨著閃了進去。
進門之後，陳獨秀、高一涵跟鄧初散了開來。鄧初鑽進茶室，又走進戲園。陳獨秀和高一涵各處看了看，見到燈光明亮如晝，搖了搖頭，朝樓上走去。
陳獨秀這書生，頭戴一頂白色草帽，原本為了不讓人認出來，但萬萬沒有想到，這頂白帽子給那幾條黑影帶來莫大方便，即使在人群混亂之中，也很容易鎖定目標！
“走，到屋頂花園去瞧瞧！”高一涵熟悉那裏，便帶著陳獨秀走上四樓樓頂。
樓頂那屋頂花園是盛暑納涼用的，這時還未到納涼時節，空蕩蕩的，一片漆黑。他倆從屋頂花園邊緣伸出頭來一瞧，第四層的露台上黑壓壓一片人群，正在觀看露天電影。
“這兒太好了！”陳獨秀顯得非常興奮。他從懷裏掏出那鼓鼓囊囊的東西，朝下一撒，頓時，像天女散花一般飛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