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的《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魯迅的《狂人日記》，舉起了反孔教的旗幟；
陳獨秀的《有鬼論質疑》，易白沙的《諸子無鬼論》，魯迅、錢玄同、劉半農的隨感錄，向封建迷信發起了進攻；
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以及後來的長篇論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毫不含糊地在《新青年》上歌頌蘇俄十月革命，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
[1]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資料選輯》第61輯，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
初出茅廬的“二十八畫生”
就在《新青年》雜誌推出一篇又一篇彪炳顯赫的雄文之際，在1917年4月號，登出了一篇《體育之研究》。
此文作者的名字，是讀者所陌生的：“二十八畫生”！
顯而易見，這是一個筆名，作者不願透露真姓實名。
那是陳獨秀從一大堆來稿中，見到這篇寄自湖南的《體育之研究》。雖說文筆尚嫩，但是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何況《新青年》雜誌的文章很少涉及體育，便把此文發排了。
推算起來，這是“二十八畫生”頭一回跟陳獨秀結下文字之交。
當時，這位“二十八畫生”，還隻是24歲的湖南小夥子。直到他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領袖，笑談“二十八畫生”的來曆時，人們才恍然大悟：“你把我的姓名數一數，總共多少筆畫？”
哦，“毛澤東（毛澤東）”——正好28畫！
《體育之研究》是迄今發現的毛澤東公開發表的最早的文章。也就是說，毛澤東的“處女作”是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的！
1921年毛澤東28歲。巧合的是，當年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平均年齡正好是28歲
寫《體育之研究》時，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
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思想的大雜燴。我憧憬“19世紀的民主”、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但是我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是明確無疑的。[1]
毛澤東的《體育之研究》寫罷，曾請他的恩師楊昌濟先生指教。楊昌濟是毛澤東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求學時的老師。毛澤東這樣談及楊昌濟：
給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他是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後來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他教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誌做有善益於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響之下，讀了蔡元培譯的一本理學的書。我受到這本書的啟發，寫了一篇題為《心之力》的文章。那時我是一個唯心主義者，楊昌濟老師從他的唯心主義觀點出發，高度讚賞我的那篇文章。他給了我一百分。[2]
當1909年春，楊昌濟從日本來到蘇格蘭的阿伯丁大學哲學係學習時，在那裏結識一位名叫章士釗的中國留學生。
1917年，章士釗任北京大學教授兼圖書館主任，便向蔡元培推薦楊昌濟到北京大學出任倫理學教授。蔡元培當即以校長名義，給楊昌濟寄去聘書。於是，楊昌濟於1918年春由長沙來到北大任教。
這年6月，楊昌濟把家眷也接往北京，在鼓樓後街豆腐池胡同15號安家，和妻子向振熙、兒子楊開智、女兒楊開慧住在一起。
這時，楊昌濟在北京大學結識了一位年輕的哲學講師，叫梁漱溟。此人的本家兄長梁煥奎與楊昌濟有著舊誼。梁漱溟跟楊教授切磋哲學，相談甚洽，於是，常常造訪豆腐池胡同楊府。
從1918年8月中旬起，梁漱溟每當晚間叩響楊府大門，常見一位個子高高的湖南小夥子前來開門。他跟梁漱溟隻是點點頭，偶爾說一兩句寒暄之語，聽得出湖南口音很重。開了門，他便回到自己屋中，從不參與梁漱溟跟楊昌濟的談話。
這位楊府新客，便是“二十八畫生”！
那是“二十八畫生”——毛澤東——平生頭一回來到北京。舉目無親而且又是借錢去北京的他，投宿於恩師楊昌濟家中。
當時，湖南的一批學生要到歐洲勤工儉學，毛澤東支持他們出國，但他自己並不想去歐洲。
他和這些學生一起來到北京。
北京對於毛澤東來說開銷太大了，他不得不尋求一份工作。
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裏，楊昌濟找到了主任李大釗：“李先生，我有一位學生從湖南來——毛生澤東。此生資質俊秀，為人勤奮，不知李先生能否為他在圖書館裏安排差使？”
楊開慧是毛澤東夫人，也是一位革命烈士
“好，好，你請他來。”李大釗一口應承。
翌日，楊昌濟便領著瘦長的毛澤東去見李大釗——這是25歲的毛澤東頭一回與29歲的李大釗會麵。
李大釗帶著毛澤東來到北京大學紅樓一層西頭第31號的第二閱覽室，讓他當助理員。“你每天的工作是登記新到的報刊和閱覽者的姓名，管理15種中外報紙，月薪8元。”李大釗對毛澤東說道。
這對於來自外鄉農村的毛澤東來說，已是很大的滿足了。
過了好多年，當毛澤東跟斯諾談及這段經曆時，他說：“李大釗給了我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工資不低，每月有8塊錢。”[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