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20歲那年赴美留學，最初學農，入康奈爾大學農學院，兩年後，又改修哲學。24歲時，胡適獲康奈爾大學文學學士學位。然後，他考入哥倫比亞大學，師從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攻讀博士學位。
1917年5月，胡適參加博士學位考試，被評為“大修通過”（但未正式獲得博士學位），6月離美，7月抵滬探母，8月赴北京大學就任哲學研究所主任兼文科教授。
早在《青年雜誌》創刊伊始，汪孟鄒便將雜誌寄給了胡適。於是，胡適從美國源源不斷寄來文稿，成了《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與陳獨秀信函交馳，聯絡頻繁。
陳獨秀剛剛就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之職，便給胡適去函：“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國，即不願任學長，校中哲學、文學教授俱乏上選，足下來此亦可擔任。”此信使胡適下定歸國之決心。
胡適到來之後，理所當然加入了《新青年》編輯部。
就在胡適步入北大校園幾個月後——1917年11月——另一顆耀目巨星也進入北大。
此人便是“北李”——李大釗。那時，章士釗辭去北大圖書館主任之職，力薦李大釗繼任。
於是，“北李”、“南陳”同聚於北大，共商《新青年》編輯之事。
就在《新青年》不斷添翅增翼之際，錢玄同又從北京宣武門外冷寂的古屋裏，把一個埋頭抄碑文的人拖進了《新青年》的軌道。此人出手不凡，在《新青年》上頭一回亮相便甩出一篇《狂人日記》，使舊文壇發生了一場不小的地震！
那年月，同鄉的概念頗重，北京城裏有著各式各樣的同鄉會館。紹興會館坐落在北京宣武門外。據說，那裏院子中的一棵槐樹上吊死過一個女人，所以無人敢住，倒是一個剃著板刷般平頭的紹興漢子不信鬼，獨自在那兒下榻。他圖那兒清靜，又不用付房租，就在那兒終日抄錄古碑。
地點冷僻，況且抄碑者心似枯井，與外界極少來往，幾乎沒有什麼客人驚擾，隻有他的一位穿長衫的老同學偶爾光臨。他倆在日本曾同為章太炎門生，所以攀談起來，倒也投機。
這位來訪者，便是《新青年》編輯錢玄同；那位抄碑者姓周名樹人，後來以筆名魯迅著稱於世。
他倆曾有過一番看似平常卻至關重要的談話。魯迅在《〈呐喊〉自序》中這般描述：
“你鈔了這些有什麼用？”有一夜，他翻著我那古碑的鈔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鈔他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仿佛不特沒有人來讚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麵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托，積久就有了十餘篇。
借助錢玄同的激勵和介紹，魯迅先是成為《新青年》的作者，繼而加入編者的隊伍。到了1920年秋，魯迅應聘擔任北京大學講師，進入了北大。
其實，在與錢玄同作那番談論之前，魯迅已經在關注《新青年》。據《魯迅日記》載，1917年1月19日，他曾給當時在紹興的周作人寄了十本《新青年》。這十本《新青年》，或許是陳獨秀所贈，也許是蔡元培所送。
1917年3月，由於魯迅、許壽裳的推薦，蔡元培決定聘請周作人為北京大學國史編纂處編譯員，於是周作人從紹興來到北大。同年9月，周作人成為北京大學文科教授，講授歐洲文學史。
錢玄同向魯迅約稿，魯迅又介紹了弟弟周作人，於是，周氏兄弟進入《新青年》行列。
在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後，力主改革，招賢納士，眾星彙聚北京大學，而陳獨秀身為文科學長、《新青年》主編，也就把一批具有新思想的教授、學者，納入《新青年》編輯部。《新青年》新增一批驍將，麵目一新，戰鬥實力大大加強。
如沈尹默所回憶：
《新青年》搬到北京後，成立了新的編輯委員會，編委七人：陳獨秀、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胡適、劉半農、沈尹默。並規定由七人編委輪流編輯，每期一人，周而複始。[1]
後來，到了1919年1月，《新青年》第6卷第1號刊載《本誌第6卷分期編輯表》，又稍作調整：
“第1期，陳獨秀；第2期，錢玄同；第3期，高一涵；第4期，胡適；第5期，李大釗；第6期，沈尹默。”
以北京大學為中心，以《新青年》為陣地，一個嶄新的文化陣營在中國出現了。
在沉悶的中國大地，《新青年》發出一聲聲驚雷：
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吹響了文學革命的號角，提倡白話文、白話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