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雜誌第5卷第5期同時推出了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的勝利》兩文，對蘇聯十月革命進行了深入的評價：
李大釗發表重要文章《庶民的勝利》
“北李”，就是北京大學留著八字胡的教授李大釗。他比陳獨秀小10歲，是河北樂亭縣人氏
李大釗發表文章《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稱頌俄國十月革命
20世紀的群眾運動……集中而成一種偉大不可抗的社會力。這種世界的社會力，在人間一有動蕩，世界各處都有風靡雲湧、山鳴穀應的樣子。在這世界的群眾運動的中間，曆史上殘餘的東西，什麼皇帝咧，貴族咧，軍閥咧，官僚咧，軍國主義咧，資本主義咧——凡可以障阻這新運動進路的——必挾雷霆萬鈞的力量摧拉他們。他們遇見這種勢不可當的潮流，都像枯黃的樹葉遇見凜冽的秋風一般，一個一個地飛落在地。由今以後，到處所見的，都是Bolshevism戰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Bolshevism的凱歌的聲。人道的警鍾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資本主義失敗，勞工主義戰勝。這件功業，與其說是威爾遜（Wilson）等的功業，毋寧說是列寧（Lenin）的功業；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的功業，是馬客士（Marx）的功業。
1917年的俄國革命，是20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
他們的戰爭，是階級戰爭，是全世界無產庶民對於世界資本家的戰爭。
這裏提及的“威爾遜”，是當時的美國總統；“列卜涅西”即卡爾·李卜克內西，德國共產黨的領袖，第二國際的左派領袖之一；“馬客士”亦即馬克思。
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給了中國以深刻的影響
李大釗力透紙背的這番宏論，表明東方睡獅正在被十月革命的炮聲所震醒，中國人已經在開始研究“馬客士”和“裏林”了！
[1]最近又有人考證，說最早介紹馬克思的是1898年上海廣學會出版的《泰西民法誌》中譯本，譯者胡貽穀，但迄今未找到1898年原版本。
[2]《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08頁，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新青年》“一枝獨秀”
李大釗的論文，發表在《新青年》雜誌上。
《新青年》，是沉寂的中國的聲聲鼙鼓，是低回烏雲下的一麵豔目紅旗。《新青年》在千千萬萬讀者之中撒下革命的種子，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作了思想上的準備。
毛澤東當時也是《新青年》的熱心的讀者之一。
1936年，當那位勇敢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闖進延安，抓住夜晚的空隙訪問毛澤東。“毛澤東盤膝而坐，背靠在兩隻公文箱上，點燃了一支紙煙”，曾如此回憶道：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1]
就連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國務院副總理、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那位柯慶施，當時也自稱“在這社會上，已經鬼混十八九年”，曾給《新青年》主編陳獨秀寫了一封信：
陳獨秀
獨秀先生：
我在《新青年》雜誌裏看見你的文章，並且從這許多文章中看出你的主張和精神。我對於你的主張和精神非常讚成，因為我深信中國舊有的一切製度的確比毒蛇猛獸還要厲害百倍；
他一日存在，那就是我們四萬萬同胞的禍害一日未除，將來受他的虐待，正不知要到什麼地步。咳！可憐！可痛！……[2]
那位高擎《新青年》大旗的陳獨秀，與李大釗並駕齊驅，人稱“北李南陳”。當時青年中流傳這樣的小詩：
北李南陳，
兩大星辰。
漫漫長夜，
吾輩仰承。
陳獨秀年長李大釗10歲，1879年出生於安徽安慶。安慶曾是安徽省省會。陳獨秀，名慶同，字仲甫，常用的筆名為實庵。獨秀原本也是他的筆名。
安慶有一座獨秀山。據傳，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坐船沿長江駛過安慶，問左右道：“先有陳獨秀，才有獨秀山，還是先有獨秀山，才有陳獨秀？”左右一時竟答不上來。
其實，答案是明擺著的：獨秀山之名由來已久。此山在安慶城西南60裏，山並不險峻，隻是平地而起，一枝獨秀，故名“獨秀山”。出生在那裏的陳慶同，最初曾以“獨秀山民”為筆名，首次用於1914年11月10日出版的《甲寅雜誌》上，意即“獨秀山之民”。[3]不過，“獨秀山民”畢竟顯得囉唆，一望而知是筆名。他舍去“山民”兩字，用“獨秀”為筆名。這“獨秀”用多了，有時加上姓，就演變成“陳獨秀”。當然，這麼一來，不知內情者，以為他頗為自命不凡——自詡“一枝獨秀”。其實，他是借“獨秀”之名表示對故鄉的懷念。後來，以“陳獨秀”署名的文章越來越多，以至世人把他的筆名當作姓名，而他的本名卻鮮為人知了。
陳獨秀亦非等閑之輩，他曾四次去日本求學：
第一次，1901年，他22歲，先在東京專門學校進修日語，然後在高等師範學校就讀，學習半年後回國。
第二次，1902年，他23歲，再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習，一年後回國。
第三次，1906年，他27歲，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然後轉到早稻田大學學習英語，一年後回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