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1914年，他35歲，在日本雅典娜法語學院學習法語，一年半後回國。
當年的日本，是中國革命分子的大本營，孫中山、李大釗、魯迅、蔡元培、章士釗，在那裏組織各種各樣的革命團體，辦報紙，出書刊。學得日語、英語、法語的陳獨秀在日本讀了許多革命書籍，思想日漸激進。
來來往往於安慶—上海—日本，陳獨秀參與過暗殺清朝大官的密謀，辦過《安徽俗話報》，參加過“勵誌會”、“中國青年會”、“愛國會”、“光複會”、“嶽王會”、“歐事研究會”等社團，是一位非常活躍的革命分子。
在辛亥革命中，陳獨秀有過一番轟動。安徽省於1911年11月11日宣布獨立，脫離清政府。孫毓筠新任安徽都督，特聘陳獨秀為安徽都督府秘書長。陳獨秀從杭州返回故鄉安慶，權重一時。不久，陳的密友柏文蔚任安徽都督，仍任命陳為安徽都督府秘書長。柏文蔚經常不在安慶，都督府實際上常由陳獨秀主持。安徽人當時稱：“武有柏，文有陳，治皖得人。”
然而，好景不長。不久，袁世凱得勢，安徽易幟。1913年8月27日，袁世凱任命的安徽新都督倪嗣衝占領安慶，下令“捕拿柏文蔚之前秘書長陳仲甫”，抄了陳獨秀的家。陳獨秀逃往上海，不久，隻得亡命日本——第四次赴日。
坐落在上海漁陽裏的這座石庫門房子，曾經是陳獨秀在上海的寓所，也是《新青年》編輯部的所在地
在日本，陳獨秀“窮得隻有件汗衫，其中無數虱子”。這位曾叱吒安徽風雲的都督府秘書長，一下子從青雲之上跌落到不名一文。
經過這般大起大伏，他冷靜思索，悟明要從思想上影響民眾，尤其是啟蒙青年，才能推進中國革命。
1915年夏，當36歲的陳獨秀從日本回國，落腳上海，便著手籌辦《青年雜誌》。
袁世凱
陳獨秀的摯友汪孟鄒之侄汪原放，在《回憶亞東圖書館》一書中寫及《青年雜誌》的創辦經過：
據我大叔[4]回憶，民國四年（1915年），仲甫亡命到上海來，“他沒有事，常要到我們店裏[5]來。他想出一本雜誌，說隻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會發生很大的影響，叫我認真想法。我實在沒有力量做，後來才介紹他給群益書社陳子沛、陳子壽兄弟。他們竟同意接受，議定每月的編輯費和稿費200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先叫作《青年雜誌》，後來才改做《新青年》）。”……《新青年》愈出愈好，銷數也大了，最多一個月可以印一萬五六千本了（起初每期隻印1000本）。[6]
陳獨秀獨挑重擔，《青年雜誌》在1915年9月15日出版了創刊號。
陳獨秀寫了創刊詞《敬告青年》，鮮明地向青年們提出六點見解：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的《青年雜誌》，翌年改名為《新青年》
（一）自由的而非奴隸的；
（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六）科學的而非想象的。
陳獨秀指出：“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他認為科學與人權（民主）乃“若舟車之有兩輪焉”。這樣，《青年雜誌》一創刊，就高高舉起了科學和民主這兩麵大旗。
《新青年》
《青年雜誌》旗幟鮮明，思想活躍，文鋒犀利，切中時弊，很快就在讀者中產生了廣泛影響，發行量扶搖直上。
一年之後，《青年雜誌》改名《新青年》。改名的原因，如汪原放在《回憶亞東圖書館》一書中所述：
我還記得，我的大叔說過，是群益書社接到上海青年會的一封信，說群益的《青年雜誌》和他們的《上海青年》（周報）名字雷同，應該及早更名，省得犯冒名的錯誤。想不到“因禍得福”，《新青年》雜誌和他們的宗教氣十分濃厚的周報更一日日地背道而馳了。
更名《新青年》，使《青年雜誌》更加名聲響亮，提倡新思想、新文化，為新青年服務。
《新青年》“一枝獨秀”，使陳獨秀聲名鵲起。
[1]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125頁，三聯書店1979年版。
[2]《柯慶施致陳獨秀》（1920年），水如編：《陳獨秀書信集》，第291頁，新華出版社1987年版。
[3]任建樹：《陳獨秀傳》上卷，第1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本書作者在寫作中曾得到任建樹先生的幫助。
[4]即汪孟鄒。
[5]指亞東圖書館。當時的亞東圖書館是出版社兼書店。
[6]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第32頁，學林出版社1983年版。
蔡元培“三顧茅廬”
北京，離天安門不遠處的西河沿，有一家中檔的中西旅館。清早，一位年近半百的紳士風度的人物，內穿中式對襟襖，外穿呢大衣，一副金絲邊眼鏡，長長的山羊胡子，前往中西旅館，探望住在64號房間的旅客。
“他還沒起床吧！”茶房對來人道。
“不要叫醒他，不要叫醒他。”來客用浙江紹興口音連連說道，“請給我一張凳子，我坐在他的房間門口等候就行了。”
64號房間的旅客是一位忙碌的人物，白天不見蹤影，夜間又要看戲，遲遲才歸，唯早晨貪睡晚起。那位訪客來過幾回未遇，索性一大早起來，在房間門口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