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英文“Commune”譯成“公社”、“工團”，因此“Communist Party”似乎怎麼也不會譯成“共產黨”。
不過，朱執信的《共產黨宣言》是從日文版轉譯的。在日文版中，這個詞已經被譯為“共產黨”。這樣，在朱執信的中文譯文裏也沿用了這個譯法。當時的《民報》是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的機關報，在日本東京出版，因此采用日譯名詞“共產黨”也就是很自然的了。1912年，《新世界》也發表了節譯的《共產黨宣言》。
就在這個時候，中國有人振臂高呼，要建立“中國共產黨”！
迄今，仍可以從1912年3月31日上海同盟會“激烈派”主辦的《民權報》上，查到這麼一則啟事：
中國共產黨征集同誌：本黨方在組織，海內外同誌有願賜教及簽名者，請通函南京文德橋閱報社為叩。此布。
這則啟事是誰登的，是誰在呼籲組織“中國共產黨”，不得而知。
梁啟超
不管怎麼說，這可算是呼籲建立中國共產黨的第一聲。
當然，政黨畢竟是時代的產兒。在中國爆發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的年月，還不是建立共產黨的時候。
在這裏，引用毛澤東的一句話，倒是頗為妥切的：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2]
1917年11月7日，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三天之後——11月10日——上海由葉楚傖、邵力子主編的廣有影響的《民國日報》當即登出醒目大字新聞標題：《突如其來之俄國大政變——臨時政府已推翻》。報道稱，“彼得格勒戍軍與勞動社會已推倒克倫斯基政府”，“主謀者為裏林氏”。
“裏林”何人？哦，“Lenin”，列寧！
《時報》《申報》《晨鍾報》也作了報道。11月11日，《民國日報》刊登《俄國大政變之情形》，詳細報道十月革命的經過。
於是，“裏林”、“裏寧”、“李寧”（均為列寧）成為中國報刊上的新聞人物，《勞動》雜誌還刊載了《俄羅斯社會革命之先鋒李寧事略》。
身為《民國日報》經理兼總編輯的邵力子，在1918年元旦發表社論指出：“吾人對於此近鄰的大改變，不勝其希望也。”
這位邵力子乃清末舉人，人們往往隻記得他是1949年國民黨政府派出的與中國共產黨談判的代表團成員之一，其實，他早年激進，不僅是孫中山的中國同盟會會員，而且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正因為這樣，他才會為“裏林”的勝利發出最熱烈的歡呼聲。
十月革命的炮聲震驚了上海，也震動了古都北京。一位身材魁梧、留著濃密八字胡的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觀察問題的目光要比邵力子銳利、深邃得多。他認為，俄國的勝利，靠的是“馬爾格斯學說”。
這位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著手研究“馬爾格斯學說”，並與好多位教授共同探討“馬爾格斯學說”的真諦。
北京的警察局正在那裏起勁地“防止過激主義傳播”，聽說北京大學有人研究“馬爾格斯學說”，嗅覺異常靈敏的密探也就跟蹤而至。
“不許傳播過激主義！”密探瞪圓雙目，對那位八字胡先生發出了聲色俱厲的警告。
“先生，請問你知道什麼是馬爾格斯學說嗎？”那位圖書館主任用一口標準的京腔，冷冷地問道。
密探瞠目以對，張口結舌，答不出來，隻得強詞奪理道：“管他什麼‘馬爾格斯學說’，反正不是好東西！”
“先生之言錯矣！馬爾格斯是世界上鼎鼎大名的人口學者。‘馬爾格斯學說’，是研究人口的理論，與政治無關，與‘過激主義’無關！”圖書館主任如此這般解釋道。
這時，另幾位教授也大談起“馬爾格斯人口論”是怎麼回事。
密探弄不清楚什麼“馬爾格斯”、“馬爾薩斯”，隻得悻悻而去。
俄國十月革命的第三天，上海《民國日報》就詳細予以報道
那位八字胡先生，姓李，名大釗，字守常，乃中國第一個舉起傳播馬克思主義旗幟的人。那時，他在文章中稱馬克思為“馬客士”，但是，在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時卻稱“馬爾格斯學說研究會”，為的是令人誤以為“馬爾薩斯學說研究會”，避開警方的注意。
李大釗非等閑之輩。他是河北樂亭縣人氏，曾在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學習法政六年，又東渡扶桑，在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深造三年，既懂日文，又懂英文。在日本，他研讀過日本早期工人運動的著名領袖幸德秋水的許多著作，從中懂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回國後，他出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1920年7月任北京大學教授。外人以為他大約是位精熟圖書管理的人物，其實，他一連九年學習法政，他的專長是政治學。也正因為這樣，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他迅即著手深入研究“馬爾格斯學說”——他的理解要比別人深刻得多！他廣泛閱讀日文版、英文版的馬克思著作，成為中國最早、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者。
在蘇聯十月革命勝利一周年的日子裏，191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學在天安門前舉辦演講會，李大釗登上講壇，發表了著名的演說——《庶民的勝利》。
緊接著，他又奮筆寫下了《Bolshevism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