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霖下令把搜到的文件譯成中文（文言文），編成一本書——《蘇聯陰謀文證集彙編》。
這本印數很少的線裝奇書，在解放後被找到一套。於是，那篇《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也就得以重見天日。
葛薩廖夫的《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詳細記述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經過，提到了中共“一大”討論第一個綱領的情況，談及了關於綱領的激烈的爭論——可惜，沒有收入第一個綱領的原文。
不過，發現葛薩廖夫的文章，畢竟使人們對中共“一大”的綱領有了一些側麵的了解。
重大的進展，是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之後，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前往莫斯科，與蘇共交涉，要求把共產國際有關中共的檔案交還中共。
蘇共經過仔細研究，答應交還一部分。
於是，從莫斯科運回了幾箱檔案。
中共黨史專家細細檢視這批檔案，居然從中找到了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譯稿！
不言而喻，中共“一大”召開之際，第三國際派代表出席會議，把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譯稿帶回了蘇聯，保存在共產國際的檔案庫裏。
他查遍幾箱檔案，卻沒有發現中共“一大”文件的中文原件。
於是，俄譯稿被還原譯成中文。
在當時，中共“一大”的文件屬黨內重要機密。還原翻譯的中文稿經過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再三斟酌，刊載於內部機密刊物《黨史資料彙報》第6號、第10號上。
為了鑒定從蘇聯運回的這些文件是否可靠，還原翻譯的中文是否準確，中央檔案館籌備處辦公室在1959年8月5日，派陳銘康和李玲把文件送到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那裏，請這位曆史親曆者作鑒定。
整整一個月之後，1959年9月5日，董必武寫下了親筆複函：
我看了你們送來的《黨史資料彙報》第6、第10號所載“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及“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這三個文件雖然是由俄文翻譯出來的，但未發現中文文字記載以前，我認為是比較可靠的材料。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一文沒有載明時間，其他兩個文件上載明的時間是1921年，也就是“一大”開會的那一年，可說是關於我黨“一大”文字記載最早的一份材料……[1]
董必武認可了這一批中共“一大”文件。
因此，在美國教授韋慕庭發現陳公博的論文之前，中共已經發現了“一大”文件俄文稿。
美國教授聲稱自己是中共“一大”文獻的第一個發現者——這也難怪，因為中共當時沒有公開發表過發現“一大”文件俄文稿的消息。
嚴格地說，美國韋慕庭教授是中共“一大”文獻英文稿的第一個發現者和鑒定者。
不過，韋慕庭教授的發現過了12年之久，才傳到大洋此岸來……
那是1972年，北京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陳列部的李俊臣，結束了“五七幹校”的勞動，回到了城裏。
自從“文革”開始以來，他已好多年沒有機會查看外國文獻了。回到北京之後，他才有機會到北京圖書館翻閱資料。
前些年日本出版的《東洋文化》雜誌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李俊臣的注意。這位31歲的壯實男人，從18歲起便在革命博物館當解說員。喜歡鑽研學問的他，漸漸對中共黨史產生興趣，並著手研究。他看到《東洋文化》刊載藤田正典教授的論文《關於中國共產黨一全大會、二全大會、三全大會文件的研究》，聚精會神地讀了起來。盡管他不懂日文，感謝“老天爺”，日文中有一大半漢字，使他能大致猜出文章的意思。比如，“一全大會”顯然也就是“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他不光看正文，而且連文末的注釋也不放過。從一條注釋中，他得知重要信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了陳公博的《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一書！他求助於友人周一峰，希望把藤田正典的論文譯成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