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慕庭以急切的心情，趕緊打開1944年10月由上海申報社所印的《寒風集》。此書分為甲篇、乙篇兩部分。甲篇是陳公博寫的自傳性回憶文章：《少年時代的回憶》（寫於1935年），《我的生平一角》（寫於1933年），《軍中瑣記》（關於1926年北伐的，寫於1936年），《我與共產黨》（寫於1943年），《改組派史實》（寫於1944年），《補記丁未一件事》（寫於1944年）；乙篇則是陳公博的文學作品，收入《我的詩》《偏見》《了解》《貧賤交與富貴交》《不可為的官》《上海的市長》《海異》等篇目。
韋慕庭的目光，停留在甲篇第191頁起的《我與共產黨》一文。這篇文章可以說用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了“Chen-Kung po”即陳公博。
在這篇文章的前言中，陳公博寫道：
這篇文章我本來決定要寫的，但我同時希望藏之書櫥，待身後才發表。我不是想自己守秘密，我曾參加過共產黨，並且是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這是公開的事實，就是日本出版的《中國共產黨》也有這樣的記載……
陳公博既然是中共“一大”代表，那麼，他在1924年寫出《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也就合情合理了。在《我與共產黨》一文中，陳公博詳細記述了他參加中共“一大”的經過，寫及“一連四日都在李漢俊的貝勒路家內開會”。
陳公博還談及，中共“一大”曾就綱領和決議案進行激烈的爭論：“應否發出，授權新任的書記決定。我回廣東之後，向仲甫先生[2]痛陳利害，才決定不發。”這清楚表明，中共“一大”的綱領和決議案是由陳公博帶到廣州去的，他當然有可能抄了一份留在自己手頭。另外，陳獨秀“決定不發”，使中共“一大”文獻沒有發表，於是留存於世的唯有手稿——正因為這樣，此後多年找不到中共“一大”文獻。
在《我與共產黨》一文中，陳公博還寫及他自己“在民國十二年[3]2月12日隨美國總統號赴美”。他說：
抵紐約之後，我入了哥倫比亞大學的大學院[4]，那時我又由哲學而改研究經濟……
我抵美之後，接植棠[5]一封信，說上海的共產黨決定我留黨察看，因為我不聽黨的命令，黨叫我到上海我不去，黨叫我去蘇俄我又不去。我不覺好笑起來，我既不留黨，他們偏要我留黨察看。反正我已和他們絕緣，不管怎樣，且自由他。但我和共產黨絕緣是一件事，而研究馬克斯[6]又是一件事，我既研究經濟，應該徹頭徹尾看馬克斯的著述。我一口氣在芝加哥定了馬克斯全部著述，他自己著的《資本論》和其他小冊子，甚而至他和恩格斯合著的書籍都買了……
陳公博在1923年2月12日從日本橫濱赴美，而哥倫比亞大學檔案表明他在2月28日注冊，完全吻合。
陳公博在美國研讀馬克思著作，而且“倏忽三年，大學算是名義上研究完畢了，碩士學位已考過”。這也與那篇碩士論文的寫作相吻合。
韋慕庭越來越意識到那篇在哥倫比亞大學“沉沒”多年的碩士論文的重要性——當然，這也難怪，在1924年那樣的年月，美國的教授們誰會注意一個二十多歲的中國學生關於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論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