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是與“陳公博”同音的“陳恭伯”或者“陳功柏”吧？
韋慕庭教授趕緊調閱學校的微型膠卷檔案。從《注冊登記簿》第3卷，即“1912～1926年畢業生登記簿”上，查到了“Chen-Kungpo”其人。此人共有三次注冊記錄：
第一次，1923年2月28日注冊，他填寫的生日是“1891年8月28日”，“生於廣州”。
第二次，1923年9月27日注冊，他填寫生日為“1891年9月29日”。
第三次，1924年9月注冊，生日隻寫“1892年”。
真是個道地的怪人，他的生日怎麼在不斷“變化”著，每一回都不一樣？
韋慕庭隨後查閱了日本1941年出版的《日本名人錄，附滿洲國及中國名人》，查到陳公博的信息為：生於1890年，廣東南海人。這表明陳公博很可能就是那位“Chen-Kungpo”。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史教授韋慕庭（右）
他的生日不斷“變化”，是因為他大約不會把中國陰曆換算為公曆。他的生日可能是陰曆8月28日，頭一回寫的是陰曆。第二回則換算成公曆而又少算1日——應是9月30日。第三回也許是筆誤，也許又一次算錯，寫成“1892年”。
至於把出生地寫成“廣州”，是因為廣東南海的名聲太小，美國人不熟悉，幹脆寫成“廣州”。
那麼，陳公博怎麼會寫起《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呢？
韋慕庭在仔仔細細讀畢《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之後，認為這篇論文倘若不摻雜著虛假的話，將是一個重大發現：此文論述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是極為難得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早期曆史文獻——寫於中共“一大”之後的第三年。
此文的重要性還不在論文本身，而在於它的附錄。附錄全文收入了六篇文獻：
附錄一 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1921年）；
附錄二 中國共產黨關於黨的目標的第一個決議案（1921年）；
附錄三 中國共產黨宣言（1922年7月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
附錄四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案（1922年）；
附錄五 中國共產黨章程（1922年）；
附錄六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宣言（1923年）。
在這六篇附錄中，附錄一、二、四、五是散失多年，連中國共產黨自己也未曾找到的重要曆史文獻！
作為曆史學家，韋慕庭擱下了手頭別的工作，全力以赴來考證這篇1924年的碩士論文。
他把論文交給了多年的合作者夏連蔭女士，請她對論文本身進行初步評價，他自己則集中力量考證那個陳公博。
他拜晤了紐約市立大學的唐德剛博士。幾年前，唐博士曾一次次訪問當時僑居美國的胡適博士，為胡適錄音，寫作《胡適口述自傳》。唐德剛熟知中國的情況，何況胡適當年也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哲學係，1915年至1917年）。胡適參加過《新青年》編輯工作，後來擔任過國民黨政府駐美大使、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甚至與蔣介石競選過“總統”。
唐德剛迅速地向韋慕庭提供了許多關於陳公博的背景材料。唐德剛還閱讀了那篇論文，對文中一些疑難之處作了解釋。他從納撒尼爾·B.塞耶先生那裏得到了日文的關於陳公博的材料。他從中得知，陳公博寫過一本回憶錄《寒風集》，其中談及參加中共“一大”的經過——陳公博當年也是中共“一大”代表！
青年胡適
韋慕庭千方百計尋覓《寒風集》。雖然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洛氏大樓頂層收藏有許多中文書籍，但是卻沒有《寒風集》。他求助於斯坦福大學胡佛圖書館，也找不到這本書。當得知堪薩斯大學正在跟住在香港的中共“一大”代表張國燾聯係出版回憶錄時，韋慕庭給張國燾寫了信，問他有沒有《寒風集》。張國燾跟陳公博一樣，參加過中共“一大”，是中共早期重要活動家之一。後來，張國燾成了中共的叛徒，不得不在1949年冬躲到香港棲身。他給韋慕庭寄去了《寒風集》。